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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郑秉文:国外的成功经验不一定能帮到我们
2014-06-30 10:53:00   来源:   评论:0 点击:

保监会近日公布了《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将从7月1日起开始为期两年的试点。

  【原标题】郑秉文:“以房养老”的最大障碍是传统文化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保监会近日公布了《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将从7月1日起开始为期两年的试点。分析认为,“以房养老”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对完善我国养老体系可起到有益补充作用。不过,从指导意见公布至今,舆论的反应普遍并不积极:保险企业大都观望、超六成网友“不愿接受”、部分专家“唱衰”,等等。

  “以房养老”缘何在我国还未施行就已遇冷?如何让这个新事物更值得信赖?推广“以房养老”,政府是在逃避养老责任吗?该如何看待国外施行“以房养老”的经验和教训?保监会给了四座城市两年的试点期,两年之内会是怎样的情况?就此,人民网记者专访了著名社会保障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最大障碍不在硬件在“软件”,即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

  记者:虽说下月1号起才开始试点工作,但“以房养老”这个概念在国内已经因为被连续讨论多年而不再陌生。不过多个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国内大多数民众还是不愿接受这个“新事物”。您觉得“以房养老”在国内推广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哪里?

  郑秉文: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在这个方面,我们与西方相比,差别非常大。

  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呢?首先,中国人喜欢讲遗赠、讲家族,这个观念非常传统且明显,尤其是房产,这是最大的遗赠,是家族香火传递的一个载体;其次是,国人的父爱主义也远远比西方更明显,我们常讲“福荫子孙”,能把房产传给下一代就是最大的父爱主义的表现;再次是我们传统的消费行为习惯,讲节俭、讲奉献,以房养老在一部分国人眼里显然太“奢侈”了;最后,中国人的孝道文化与以房养老也存在一些冲突,儒家文化讲究在家里养老,四世同堂最好。

  4月份我们刚刚访问了美国西雅图一个非常著名的机构养老典范:佳木岭养老社区(Timber Ridge),参观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项目在在中国很难做到这么好,因为文化传统和消费习惯存在巨大差别:与它同在一个山坡上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别墅小区,是商品房,平均一栋的售价是70万美元左右;而要进佳木岭养老社区,押金钱大约也是70万美元,重要的是,每个月老两口还要交月费4500美元。这要在国内肯定就觉得不合适,划不来,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在旁边买一个别墅。就是说,都是70万美元,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拿着这笔钱去选择购买别墅,而绝不可能有人拿着它做押金去住佳木岭。

  这样一种养老方式,让我们消费的规模受到限制,不如机构养老花费那么大,也对“以房养老”的模式和产品开发、市场形成有不利影响。

  总之,看了这个项目,我们几乎都认为,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这个“软环境”太重要了,它是养老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是养老消费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是以房养老的前途的决定性因素。除此之外,才是“70年有限产权”、资本市场的波动、房地产市场波动的等“硬环境”的问题。

  记者:刚才您说的都是一些不利因素,实际上,“以房养老”作为市场上的一个新事物,它的推出必然是有需求的。我们国家推广“以房养老”有什么优势吗?

  郑秉文:“以房养老”肯定是个小众产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还是有市场的,与国外相比,中国有两个潜在的市场优势:就是两个特殊的群体需要这个产品。

  第一个是空巢家庭群体,子女不在身边,相当一部分出国了,定居了,成家立业,而且还小有成就,根本不需要父母的房产,无需继承这笔房产。这个群体大约有几千万人,是一个潜在的需求群体;第二个是失独家庭,由于种种原因,独生子女不在人世了,“福荫子孙”不用考虑了,房产与其留着,不如抵押成一个产品,每月还能多一些收入,对晚年收入提高一点经济能力。

  这两个特殊群体是中国的特殊国情造成的,与国外相比,客观上这是“以房养老”推广的优势,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的。

  市场化程度高可让“以房养老”更值得信赖

  记者:其实,网友不愿接受“以房养老”,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大家对“以房养老”的不信赖。您认为,如何才能让“以房养老”值得信赖?这里面,金融机构、投保人、政府等都应注意些什么?

  郑秉文:其实要让大家都信任它,就得让大家都信任这个产品的价值。原则上来讲,就要求金融机构让“以房养老”这个产品的定价更公道一些,定价方式更透明一些;政府应该维持这个市场的良好秩序,让这个产品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一些,保持一定的市场竞争,就会更加公平、更加有利于消费者。

  其实我们都知道,保险市场之所以经久不衰,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就是因为老百姓愿意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的产品,因为商业保险很透明,算得很准确,很有原则。这点就提醒我们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推广“以房养老”时,要注意公道、透明、有竞争性和市场化。

  “以房养老”实际上是国家出面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记者:当“以房养老”在国内还只是个提法的时候,网上就已经不乏质疑之声了。有人说这就是政府在逃避责任。请问您对这句话怎么看?“以房养老”的初衷和最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引起这么极端的质疑声?

  郑秉文:“以房养老”只是金融市场上的一个产品而已,是个人在市场上消费的金融产品,不要赋予它那么多的色彩和功能,不要把它与社保体系拉扯在一起,那很勉强。如果把它看作是国家推脱社保的责任、蓄意已久盯住了老百姓兜里的钱,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虽然它只是小众产品,但毕竟是有需求的,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而在实际生活中,需求一方是弱势群体:老人们是非专业人士,面对强大的保险公司和银行,合同书都看不懂,他们在交易市场上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这个时候国家出来,让有关部门出面制定一些规则,实际是在维护市场秩序,维护正常的交易,这是维护消费者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国家的责任。

  至于为什么这件事和国家联系在了一起,之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对政府不信任,我觉得这与多年来我们都是国家在主导社会保障有关。养老这件事,实际上国家不可能大包大揽,我们也知道,在刚开始积极提倡计划生育那会儿,政府有些话可能是说得过了。

  此前一直都是国家在主导社会保障,现在再让发挥市场作用,就容易有(逃避责任)这样的嫌疑,但是引入市场因素,这点的确是对的。

  国外的成功经验不一定能帮到我们

  记者:在国外,尤其是美日等发达国家,“以房养老”的步子迈得更早。请问这些国外的经验对我们国内推行“以房养老”有何帮助,有哪些经验与教训是可以借鉴和吸取的呢?

  郑秉文:国外的很多成功经验在国内未必能够成功,4月份我看的这个养老地产社区,在中国肯定不能成功的,连我这非房地产开发商都看出来了,在中国这些项目很难成功的。这个具体就需要和我们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才行。至于哪些案例做得不好,有什么教训我还真不知道了,我不是专门研究房地产的,也不是专门研究以房养老的。

  试点预期效果或不令人满意 长期必然会比较乐观

  记者:试点的开启时机有些奇怪,最近风闻楼市也在面临调整期,可能影响会很大,很多人都在观望。您能大致做一个预期:两年之内,这四个城市的试点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郑秉文:时机确实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好面临着经济增长换挡期,从10%切换到7.5%,还面临着增长方式转变的转型期,这是很痛苦的,还面临着前期经济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个三期叠加的转型阶段显然不利于推出这个产品,再加上老百姓对社会保障的胃口都调的很高,预期也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出这个产品,就会遭到舆论的质疑,以为政府推卸责任了,有猫腻了。

  所以,未来的两年内,三个时期在一起,以房养老住房抵押的环境不是太好。我觉得四个城市的试点会有进展,但不会那么令人满意的。

  尽管这样,我还认为,中国以房养老、反向抵押的命运如何,不在于这一两年,而在于长期。短期不能看出以房养老的命运的。这是因为,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门的开放,人们的观念在发生变化,消费习惯也在发生变化——最大的障碍“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会发生变化。第二,中国人的收入会越来越好,到2020年会实现收入倍增计划,消费水平会越来越高,机构养老会推动以房养老。软的东西和硬的东西都会改变,(以房养老)这个产品的市场会越来越好,长期来看必然是越来越好。

  第三,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中国的住房自有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条件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住房自有率高,当人口老龄化来临时,房地产市场会受到很大负面影响,人口越老龄化,房地产市场就差。这种情况下,投保人住房抵押的消费动机便会发生悄然变化。(人民网 刘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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