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老龄化和少子化
11月7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联合主办的新供给【2049战略圆桌】第六期在北京艾维克酒店召开，中航国际交流中心协办。本期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五中全会 研讨‘十三五’规划暨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做了主题发言。他表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当前影响学术界和研究界的两派观点：“新常态”和强刺激都不能解释GDP下滑。老龄化带来的消费市场萎缩，地产和教育支出下降。中国中等收入的陷阱本质上也是“人口坑”。
以下为发言实录：
周天勇：大家好!我最近又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到底什么原因经济下行》，两万多字。现在影响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主要是两派观点。一派是“新常态”，“常态”就是11000美元以后，购买力平价就会像德国、日本、韩国转入一个低速增长，甚至速度降低到50%。
我具体把这个数字对了一下，韩国实际上在2002年从8%的速度掉下来，最后做也没翻到8%以上，它当年不是购买力平价，是12000美元。台湾是1997年掉下来再也没回去，是14000汇率美元。我们2012年掉下来，2011年还在8%以上。后来我比较了一下时间，朴正熙是1961年执政，如果从那算起韩国是43年，台湾是48年高增长，我们如果现代的经济增长，从1979年开始只有33年，短了10-15年。这是一个比较。另外一个比较，人口生育率，我们那时候已经高于韩国、低于台湾，人口增长劣势——老龄化比台湾和韩国都高，那年达到9.1%了，65岁以上人口。我们2011年是不是就像韩国、台湾那样?因为那时候韩国和台湾购买力平价再乘2是我们的两倍，所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说法对不对。基本论也写入“十三五”建议了，这个基数是人均5000美元，但人家是14000时的基数，怎么理解?所以，我最后觉得咱们是“未富先老”，人家是“先富后老”，我们有特别这么一个特点。
第二，林毅夫先生这几年一直在说我们经济下行是外因造成的。我看了一下，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他们情况最糟的时候是我们增长率最高的时候。欧洲今年大概能增长1.5-1.6%左右，美国2.4%，美国这个月讨论要加息。他们最好的时候我们怎么最不好?到底是我们影响了世界，还是欧美影响了我们?逻辑上不通。如果外因论的话，应该是它最不好的时候我们最不好，它好了我们就应当好了，我们不应当往下跌了，所以这个逻辑上有问题。其实，还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内需问题。
我还注意到一个观点：我们还可以高增长15-20年，以8%的速度。第一，我们的文化水平和韩国、日本在50%多到70%多的时候真是高增长，我看了一下数据确实是对的，但是啥原因?几个问题，中国城市化人口流动的过程和韩国、台湾、日本根本不一样，不能市民化。我看了一下，市民化最重要的指标是住房。我看了一下台湾1980年的数据，那时候城市化水平已经65%，没有暂住人口不暂住人口，只要进来都是城市人口，这个城市人口里85%的家庭有自己产权的房子。2013年，我们统计局的一个调研显示，农民在务工地买了房子的0.9%多，在县城附近，也就是他家乡附近买了房子的14%。第一个是统计局的数字，第二个数字是根据一些材料估算的。另外，你要上学，不像其他国家进来都是同等的教育待遇，社保、养老，我觉得它没有市民化。60后、70后打完工到50、60岁干不动就回农村了，如果四个字总结叫“青出老回”，但是90后和80后可能回不去了，生活习惯、工作方式等。所以我们这个城市化和欧美其他国家都不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城市化最厉害的推动因素就是房地产，人们要买房子、盖房子、修设施。我们今年年底有3.3亿套房子，农民大概买了1500万套，拆掉了两千万套，剩下的房子拿1.38亿户城镇居民一除，平均每家两套。城镇居民根据西南财大的一个非常大的抽样调研，城镇居民户口的租住房子的13%，有一套房子的66%，大概9100万套房子，剩下的房子归到21%的多套房的家庭中，每家有7套多房子。怎么这么多房子? 3.3亿套房子，每家3.5个人，把农民都装进来，房子还过剩。这次“十三五”建议中没再提住宅房地产业就是这个道理，已经不行了，北上广深还有点儿戏涨价，如果再加上老龄化、独生子女继承，开征房产税没戏了。
林毅夫说还能增长15-20年，我觉得我们的城市化和他的城市化根本不一样，你不能简单比较。这是我要说的。
第二种观点，世界经济一好我们就会好起来，必须要强刺激，财政政策，这是第二种观点对中央的建议。第一种建议看来“常态”这个东西要淡定，不能再强刺激导致产能过剩，但是最后说要提高效率来推动经济增长。你想如果你现在产能过剩，提高效率一个工厂原来生产一万吨，你现在提高效率生产两万吨，投入没变，但生产还是过剩的。
这次经济下行病根在哪儿?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一个就是“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这是最主要的。我最后怎么算来算去，觉得这一项起码占到60%。第二是税收，企业负担重。第三，国际对外经济上我们资金外逃、服务贸易逆差等，但是最大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还是人口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是我们计算，非老年人口的消费率要比老年人口要高，如果有收入的非老年人口和有收入的老年人口的边际消费率也要比老年人口高，是影响消费的，这个结构越萎缩边际消费越是不一样的。
第二，人口曲线往下走，“往下走”也就是说消费的增长率下行。经济周期，2008年开始算下行，因为我们刺激了，不刺激它还是下行的。如果2008年开始算起，我们现在8年下行，我又去看经济周期理论，一般就是3-5年，我们8年，明年还能上来吗?后年还能上来吗?我们9年、10年这样长的下行周期，这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最后我又看凯恩斯货币论，周期部分有三条：第一，固定资产更新于人口增长。我们从来没考虑，只是周期的时候考虑固定资产更新、产业结构变动、消费结构升级，从来没考虑过人口问题。我觉得都是假定人口是平稳增长，我们原来暗含的经济学分析把人口作为一个稳定量提出了，我觉得不是不对的，而且只有中国实行了强制性的计划措施。我昨天看《新京报》发表一篇文章国外也有二胎政策，那个和这个不是一回事。0-14岁人口一直下滑，80年代初这部分人口3.4亿人口，现在降到2.2亿人，这部分人口减少了1.2亿。老年人一直在上升，而且后面的曲线，消费结构不同。小学现在没了，上小学的人我看统计数据每年减少300多万人，初中也是300多万人，高中原来200多万人，现在又300万人，我估计明年、后年大学就开始减少了，我们修了很多大学就过剩了。起来的是什么?旅游。60岁退休了，到70岁还能跑一跑，最后旅游火得不得了。养老院、养老服务业可能得火一阵，最后是火葬场。我们发现是排浪式的衰退，先是幼儿园起来了，然后幼儿园没了，小学起来，然后小学没了，最后初中起来，然后初中没了，大学起来，然后大学没了，房子盖了很多，然后房子没人买了，养老院建了，最后老人去世了养老院又空了。这是排浪式衰退。
我们最后描述了一个中国的“人口坑”。1970—2014年的人口增长曲线上，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陡?什么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自留地收掉以后，农民粮食是自己种的、布是自己织的、肥料是自己捡的，自己就买点儿盐，铁锅之类的，人口生育率必定是高的。如果货币支出率越来越高，生不起，现在上学也得支出，所以1970年导致人口下降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自留地。我们60年代饿肚子完了以后自留地放开了，但是那时候收掉了。还有一个原因，城里要生孩子的这些人跑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去了，不生了，等回城再生。所以，就延后生育。第三是70年代中期也开始倡导性的计划生育。非常陡。这期间有一波上升的，我们发现1999年到2007年高增长的一段儿，为什么高增长?第一联产承包，把地分给农民了，自然经济恢复了一些。第二，知识青年回城，集中结婚生子就这几年。大概这么一个原因。人口最后为什么又下滑了?一个计划生育，一个是人口流动。农民都出来了，不在家里种地了，慢慢大规模的出来，而且人口经济学上讲的人口越流动越不生孩子，越到城市越不生。这几个因素，一个计划生育，一个知识青年回城已经释放了，再加上人口流动(1988年盲流什么的，铁路都给压弯了)，就那个时期，一直下滑。
我们发现，189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对应的当年的人口增长率，横截面发现人均GDP越高的国家人口增长率越低。我在研究人口时，突然发现经济增长率这个曲线在哪儿见过，后来我去对人口增长率的曲线， 1994—2014年的人口增长率， 与1994—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曲线太相似了。后来让学生回归，高度相关。怎么造成非常相关的?三个理由。第一，20岁左右进入劳动年龄，推动经济增长。第二，20岁结婚生子要扩大消费。第三，20岁左右他结婚生子的时候要买房子。只能有这么三个理由来解释，要不然没法解释。我觉得非常麻烦的一个事儿，我们说要保持6.5%的速度，如果前面的回归线确实是一个规律，一个定理的话，麻烦在后面。怎么在后面?人口增长率曲线，这是2014年，如果后20年再推，“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从7%下降到3.5%。如果前面的回归是正确的，假如反映的是经济内在规律，当然我们判断它不是。我希望有人写文章能把我这个反驳掉，反驳掉我们国家经济就增长了，但是反驳不掉这个事儿就麻烦，“十四五”期间很快从3.5%降到2%左右;“十四五”以后，“十五五”、“十六五”，在1.5%的速度上晃，很麻烦的。我越研究越害怕，前面突然发现它相似，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刺激了一下，后来我觉得我们经济下行60%的原因人口增速下降，非老年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这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人口流动受到限制，土地、户籍，老年人回去一亿就是消费塌陷，农村的老年人的消费相当于城里老年人的1/3或者1/4，两亿人回去那不是一个“消费坑”?
我最近看，蔡昉说如果把土地、户籍、人口流动盘活可能有1-2%个百分点，我觉得他猜的是对的。我认为我猜也是这样。这个病怎么治?你不能把人民都吓得没信心了，也不行。首先，要考虑经济急剧下行的危险和常规政策的无效，短期政策是没效的，刺激一下，建了水泥厂了又过剩。我突然有这么个想法，其实解决中国的经济增长技术供给、制度供给、人口供给，这三大供给，供给经济学传统的政策，你要税收政策减免到能到劳动者的手里，以这样供给侧的来支撑，但是问题是没人。我看了一下日本经济学家评价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时候，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有一个经济学家说了，他说你可以印出票子来，但是你印不出花票子的人来。中国现在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花钱的人没了。而且，总理在党校也讲保持6.5%的速度，要不“翻两番”的任务完不成。这是个重大的事儿。当然，这次二胎放开，现在关键就是生不生。你放开了他不生了。我问了好多人，他说“周大教授，我再生个孩子我能养活起吗?”我问我们单位的“给国家做贡献赶紧再生一个?”，他说“我现在一个都养不了还养俩?”而且，现在农村也不生了，农村的70后、60后想生生不了，80后、90后农民工这一代人也不生了。人口供给与需求增多有关系，消化和对冲产能过剩和人口老龄化持续过剩，而且劳动力供给对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恢复非老年人口增长和改善人口结构非常重要。计划生育，我研究认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毛病，只能计划新增人口，不能按比例计划人口结构。马克思有句话按比例理论，生产多少钢，生产多少粮食、棉花是按比例的，但是我们不能生产多少老年人，生产多少一岁的人，生产多少两岁的人，不能按比例。这是计划生育最大的问题，马克思活着他也不同意这个事儿，不能人口结构按比例，不能男女按比例。所以，计划生育导致的问题非常大。
但是还得想招儿，思路就是我们现在放开二胎了。愿意生三个的和不愿意生两个的，最后一补可能还能补点儿。我觉得立即停废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我问了一些农民，他在城里打工，家里多生了一个孩子，就躲着。现在有些东部的厂子没了，他要回乡，一回乡就得交钱，他把这几年打工的钱都交了。这对克强总理讲的返乡、创业都不利。我们1300万没有上户口的超生的人，要追缴怎么追缴?一人收几万?两万、五万还是十万?收十万就1.3万亿，你把农民都收没了。所以，紧急停止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这个应该是做的，要不农民创业创不了，钱回家就让他们收走了。我估计今年可能在400到500亿左右，今年地方政府收不上税了，土地卖不出去了，最后就盯着妇女的肚皮。所以，“肚皮费”赶紧停下来。
第三，实在不生要有鼓励的办法。
第一，立法，妇女在哺乳期、怀孕期不得辞退。(现场：这个早就有。)但是执行不利，一看怀孕了是不是别干了，严格执行这个法律。如果二胎大家都不生，生二胎的减免个人所得税。生三胎的国家财政补贴。现在韩国、台湾、新加坡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补贴，但补贴都不生。另外，这次“十三五”建议实行高中义务教育，人口问题这么严重，把托儿和幼儿教育义务化。我问为什么不生?他说我再生一个保姆能雇得起吗?幼儿园那么贵。如果国家集中建一些托儿所，生三个、四个都到托儿所里来，我给你托起来，你安心工作。幼儿园我给你很低的成本或者是义务教育，我估计这样中国人就生孩子了，要不他不生。
第二，要改善人口结构。人口第一年生400万，第二年就800万，第三年就1200万，第五年就两千万了，这是有作用的。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人口二胎放开没用，要是真生是有作用的，拉动经济增长，童装、玩具、妇产医院都会慢慢起来了。还有一个，如果实在不生，很可能得想点办法，移民点外国人进来，现在几十万黑人进来了，企业需要低成本的劳动力，非法劳工不少。与其上这么多进来，还不如弄点华人、东南亚人，而且别让男的进来，让妇女进来，我们现在男女比例失调，移民进来两三千万妇女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东南亚、朝鲜、越南、缅甸，都是东亚文化，也限定她进来就必须得生孩子，生两个中国国籍。有选择地移民，改善抚养比，可能要做这个事儿。日本现在就是鼓励移民。
再一个就是铲除迁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土地、户籍、教育分配的均等化，特别是房子。台湾贫民窟这么少，很多人到城里买了房子，土地增值100%，政府只收40%的税。比如这块地卖了20万，政府收8万，12万留给农民，他把地卖掉也好，所以台湾的小企业特别多，很多企业原来就是农民办的。增值200%收50%的税，增值300%收60%的税，但是不管怎么说给农民留了一块，农民拿这块买房子、创业，办个小餐馆、弄个小加工厂。我们的农村土地必须得征用成国有土地，给人家强制征用，补偿得少，根本买不起房子，没有创业资本。我们的问题在这。所以，这次提出要有能力的农民进城落户，这一点非常对。我们现在没有能力，要增强农民变成市民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不是打了一圈工暂住6个月，最后60岁回乡了，不是这个。另外，通过这些重启城市化，新型城市化最核心的是“市民化的城市化”。现在是“没有市民化的城市化”。
另外，我最后想来想去，中国中等收入的陷阱就是“人口坑”，没有别的陷阱。“拉美陷阱”我们跟它不一样。中国本来好好的就是计划生育挖了个坑，相当于我们失去了5年到15年。林毅夫的分析我认为是对的，城市化水平这么低，还有15-20年肯定没问题。但是为什么增长不了?就是因为人口老化了，没劲儿了。假如180几个国家不同的人均GDP和不同的人口增长率模拟出来的线，把它加到中国，它们都没实行“计划生育”，如果没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将是这样，我们现在的线是这块线(“人口坑”)，少了两亿多人。后来我们按照计划生育部门推算，这块现在很高。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掉了两亿人，你就是剩一亿我估计还有五六年的高增长时间我们就冲过去了，我们最后5500美元哗啦一下掉下来了，如果还有一亿年轻人口一推就推过去了。经济下行就是人口问题。大家卖东西都能卖得掉，日子怎么会不好过?现在关键是东西卖不掉。
很麻烦的一个事是中印美的人口结构比较图(对比了男女比例、老年人比例)，上面为什么是瓶状?因为活100岁的人太少了，80岁、70岁就去世了，人口正常的是瓶子状。印度原来的女甘地执政的时候也想实行计划生育，定的计划生育法很厉害，最后国会一讨论把她弄下去了，最后就没使形成。韩国、台湾叫指导性计划生育，生两个刚好，三个有点儿多，但是生了也不罚款，生三个、四个也没人拆你的房子。即使是这样，韩国现在一提起他们的指导性计划生育就很后悔，韩国计算大概400多年还是多少就没有韩国人了，因为两个生一个多，两个生一个多，到最后就没有韩国人了。我们人口基数大，我们要现在1.3的生育率大概也就是一两千年就没了。
中国增长的黄线是以刚才的线拟合的，印度这个线是根据它的人口增长率和增长速度拟合，1950年之后人口再不改善往下走，印度1950年总规模超过我们。我还想继续计算，把汇率变通因素加进去再拟合一次，看看中国人口改善以后汇率怎么走。我觉得2016年放开人口意义重大。中国的曲线，如果购买率平价，到2035、2036年人口还不改善，就跌下来了，短暂地超过美国20年、30年以后，美国又要超过你，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印度要是人口结构改善的话，肯定超过你。所以中国如果人口结构改善，把土地、人口流动盘活，城市化做点增长，再加上更大力度的供给经济学提的制度创新，到外面扩大需求空间以及创新等，这些办法加起来，我觉得我们能把速度提到5%、6%。如果一直下去，我们就成了。如果创新不行，改革也改不动，土地也流不动，大家都不生孩子，那就肯定没戏了。另外，新供给经济学真得讲“人口供给，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我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