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
去哪养老、谁给养老、拿什么养老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金融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人们担心的是，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体面地养老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
养老供给总体不足
“听说一床难求”“需要排100年吧”“住不起啊”……入住难，是在北京居住的“50后”“60后”“70后”和“80后”对北京养老机构的主要印象。
然而，听说的、想象中的情况和真实情况并不完全一致。“我们调查了北京市所有养老机构，当时，北京市有养老许可证的养老机构是460家，居住了41000多位老年人，与北京市60岁以上户籍人口规模相比，只有1.3%的北京市户籍老人选择了养老机构。”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不久前在“2019清华老龄产业高端论坛”上表示。通过追踪发现，在北京，有近20%的养老机构入住率不到20%、有50%的养老机构入住率不到50%，而真正一床难求、入住率100%的养老机构只有49家。
恒大研究院的数据也佐证了北京养老机构不存在“一床难求”的情况：2017年北京市养老机构实际入住率约为60.2%。
不过，恒大研究院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养老机构的问题是使用率“一床难求”与资源闲置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一方面，公立养老机构因资源优质、收费合理，符合失能、半失能老年人需要护理的刚性需求，常年满床并需排队。比如，北京市第一、第四、第五养老院的入住率常年为100%，市内的公立养老机构入住率也多在98%左右。另一方面，民营养老机构设施及服务水平参差不齐，高端民营养老机构环境好、设施完备，但价格偏高，仅少数高端民营养老机构因目标客群定位精准、软硬件优质、品牌较好入住率可达90%以上；中低端民营养老机构基础设施差、服务意识不足、护理水平低、娱乐设施缺乏，老年人入住意愿不高。
而两极分化的中间，符合主流老年人需求的收费合理、服务优质、性价比高的中端养老机构的供给不足。
再看大多数老人选择的包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在内配套养老服务供给情况。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老龄蓝皮书：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显示，照护服务为城乡老年人消费的重要项目。具体来看，38.1%的老年人需要上门看病服务，12.1%的老年人需要上门做家务服务，11.3%的老年人需要康复护理服务。
然而，这些老年人迫切需要的养老服务供给虽然在逐步加大，但总体上仍然不足。截至2018年底，北京市已建成680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基本实现城区养老服务驿站全覆盖，到2020年，将至少建成100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在北京市相关政策支持下，这些服务驿站满足了周边老人用餐、娱乐、理发等日常需求。不过，医生上门看病还是件难事。北京市一家社区养老驿站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尽管我们有助医服务，但现在社区卫生机构工作量都比较大，无法满足老年人上门就医需求。”
养老支付总体乏力
为解决养老服务市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4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并提出28条具体举措，旨在打通“堵点”，消除“痛点”，持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健全高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大力推动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不断优化、社会有效投资明显扩大、养老服务质量持续改善、养老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确保到2022年在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老年人及其子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
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养老产业即将到来的热闹景象不难想象，养老服务的多样化也指日可待。但上述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工作人员表示：“养老与医疗密不可分。其实我们这里也能提供一些医疗服务，但是医保不能报销，需要老人自己支付。对老人来说，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乔晓春也表示，绝大多数北京市户籍老人没有住养老机构，或者是住不起养老机构。按照登记机关不同，我国养老机构可以分为养老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养老机构和事业单位编制养老机构三类。一般情况下，养老机构按照自理、半自理、完全不能自理收费。完全不能自理的情况，事业单位编制养老机构的平均收费是3700元/月、民办非企业单位是4500元/月、企业是9800元/月。
据记者查阅，2018年，北京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水平约为4000元/月。无论选择哪种养老方式，对于大多数老年人而言，收费不能太高；而对于养老机构而言，人力成本不可能太低，乔晓春表示，这两块“天花板”，让养老产业盈利变得困难。
就在今年5月，北京市德胜街道双旗杆社区养老驿站悄然关门，这家于去年5月开门迎客的养老驿站，得到周边社区老人的一致称赞，但不过一年时间就发出了停业通知：“因经营不善，租约到期，经与政府协商同意，即日（4月7日）起餐饮暂停提供。”
养老能力亟待提高
可见，除了各级政府在政策、财政上给予倾斜之外，提高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同提高养老服务供给一样重要。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是“三支柱”的体系：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在第一支柱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的《关于2019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2019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在2018年基础上提高5%左右。
但仅仅依靠第一支柱显然不足以实现体面的养老。根据国际经验，养老金的理想替代率在70%左右，但根据测算，我国2050年第一支柱所能提供的替代率在25%左右。因此，大力发展第二、第三支柱是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必然方向，目前的政策也确实一步步向这一目标前进。
从第二支柱来看，2018年，人社部对2004年颁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进行了修正，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企业年金的定义，从“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修正为“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从“自愿”到“自主”，弱化了企业的自愿性，强调了自主性，明确了国家鼓励并引导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并将推动企业年金发展。
不过，“等第二支柱发展起来再去推进第三支柱发展，开展养老体系改革，大概率是不符合国情的。”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师陈奥林分析道：“归根结底，第二支柱是需要依靠雇主、用人单位发起的，但在目前企业本身负担较高、盈利增速缓慢，缺乏相应的能力和动力去建立年金计划。”
从第三支柱来看，在2018年迈出了重要一步。历经十年酝酿，去年4月，财政部、银保监会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以税收优惠撬动个人养老保险的发展，增强公民自我养老的经济能力，减轻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负担，对于完善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养老保障体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意义重大。
目前，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一年试点期已到，按原有计划，会有序扩大参与的金融机构和产品范围，将公募基金等产品纳入个人商业养老账户投资范围。据陈奥林预测，一个完善的第三支柱无需经由企业发起，政府可直接面向个人推广相应的税收优惠的养老金产品，从理论上说，覆盖的人群可远大于第二支柱覆盖的人群，在账户的灵活性和投资的灵活性上也高于企业年金账户。因此，在推进速度上，第三支柱的发展可能会超预期，增速快于第二支柱。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只有第二、第三支柱都能尽快建立起来，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现收现付制的第一支柱，才能达到理想的以国家、单位、个人的三方责任共担，建立一个完备、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体系。”陈奥林表示。
来源：金融时报，记者付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