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老年人口的规模正在迅速增长。2018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有2.5亿，2050年将达到5.2亿。2020年到2030年，以60-79岁的低龄老年人增长为主，2030年到2050年，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增长更快。未来10年将是建立和完善老龄化应对体系必须抓住的“窗口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日前完成了一份“立足政策完善和产业发展双轮驱动，推进健康老龄化”的研究报告。报告从老龄化压力及老年人医养需求，面对严峻的老龄化形势我们需要做什么，以及科技进步及老龄化产业发展对未来养老事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今天，澎湃新闻刊发报告第一部分：老龄化形势严峻，医养需求更多元。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急速老龄化压力
1.中国人口结构趋向“倒金字塔”，老龄化态势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转变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短时期内生育率和死亡率快速下降，且生育观念和行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生育率回升的难度很大。中国人口已经进入惯性收缩状态，人口结构呈现“倒金字塔”格局（如图1）。人口老龄化态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转变。
图1 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2.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将带来急速增加的老年人口
中国出生人口波动较大，年龄结构波峰波谷明显。1963-1970年年平均出生人口为2770万，这一出生高峰的人口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步进入老龄阶段，届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迅速扩大。
图2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及占总人口比例
2020年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从2.63亿上升到5.2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18.7%上升到39.5%（如图2）。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占到同期世界老年人的22.1%和亚洲老年人的40.3%。
3.2030年后高龄老年人规模将加速增长
虽然老年人规模快速上升，但未来十年仍以80岁以下的低龄老人增长为主，这将是建立和完善老龄化应对体系必须抓住的“窗口期”。这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刚刚步入老年，而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还尚未年满80岁。
图3 中国老年人年龄结构
2030年之后，高龄老年人的比重将快速增加，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2020年预计为3125万，2030年为5448万，2050年将达到13363万。2020年，中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到全球的17.6%，2050年将达到26.2%。高龄老年人比重增加会带来更大的养老压力（如图3）。
4.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数量将随着高龄老人的占比上升而快速上升
受高龄老人比重上升等因素影响，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数量和比例也会增加，若保持2015年分年龄的失能水平不变，2050年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将达1.2亿人，这对于卫生服务体系和老年照护体系都形成较大压力。最大程度地延长老年人的健康余寿，促进功能残障期的扩张模式转为压缩模式（即功能完好的时间相对于生命长度的比重增加），是解决中国未来养老负担的关键。
图4 2020-2050年中国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规模（百万）
5.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将有明显提升
受益于中国基础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未来老年人的教育程度将有所提高。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的老年人占比将从2020年的3.8%上升到2050年的14.8%，而小学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将从55.1%下滑到13%（如图5）。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意味着其社会参与能力、养老观念、消费观念等将发生较大变化。
图5 中国老年人受教育水平变化趋势
6.老年人逐步向城镇集中，但农村养老负担更沉重
从城乡分布看，老年人将越来越集中在城镇：2020年城镇老年人占老年人总体的比重将达到53.2%，205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73.7%。但受年轻人口流失的影响，农村以及人口流出地的抚养比将快速提升，农村的养老压力将格外沉重（见图6）。而且由于年轻人口的流动机会更大，所以如果生育水平进一步降低，城镇的“虹吸效应”将更为明显，城乡抚养比的差异更大。
图6 中国老年人的城乡分布及城乡老年抚养比
老年人的医养需求增长迅速且更为多元化
1.家庭照料功能弱化，空巢独居老人的规模迅速增加
●空巢、独居老年人规模增加，催生差异化服务需求
2015年，中国独居或仅与配偶共同居住的空巢（注：此处空巢老人指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群体，包含独居老人。）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为51.3%，比2000年提高了16.2个百分点。13.1%的老年人为独居老人，这个群体孤独感更明显，心理问题较其他老年群体发生率更高。相比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较高的老人，未上过学和经济水平非常困难的群体独居比例最高。此外，独居老人中有大约23%为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13.3%健康状况非常差，这部分老年人的照料服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的老年人空巢比例更高，大学专科以上的老年人空巢的比例为60.8%，全部子女在省外居住的比例（7.9%）也高于其他群体。子女无法就近照顾的情况下，这部分老年人的观念和支付能力将催生相对高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图7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居住安排
图8 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居住安排
●未来老年人空巢、独居的比例更高
1980年代以来，受生育水平下滑和人口流动规模加大的影响，中国家庭户规模下降明显，到2017年已经下降到平均每户3.031人（图9）。当前中国每位老年人平均仍有3.0个子女，但年龄越小，子女数越少，60-64岁老人平均子女数仅为2.3个，目前45-59岁的“将老未老”人群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更大，相当一部分家庭为独生子女。未来老年人空巢、独居的比例将更高，社会化支持的需求会更大。
图9 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变化
趋势。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居家养老仍是主流，但对服务质量有新要求，上门医疗服务成为最主要需求
绝大多数中国老年人在家庭和社区养老，入住机构的比例很低且呈下降趋势，从2012年的1.26%下降到2016年的0.79%。即使是在北京这种公共服务及老年人支付能力居于全国顶尖水平的地区，入住机构的老年人也仅占常住老年人的1.18%，需要照护服务的失能老年人也仅有16.6%在机构养老，推测其他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入住机构的比例更低。在这一背景下，老年人更多需要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调查显示，上门医疗服务是不同特征老年人共有的占比最高的需求，达到52.2%，紧随其后的是健康监测和紧急救助，送餐/做饭、打扫卫生等家政服务也有较大需求，随着高龄、空巢老人的进一步增加，有关服务需求还会快速攀升。
图10 中国城乡老年人认为最需发展的养老服务（%，2018）
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生调查
2.老年群体健康问题复杂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 慢性病患病率很高且仍迅速攀升，共病情况严重
中国已经转变为以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模式。2015年，中国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9.97%，共病情况严重，48.81%的老年人同时存在两种及以上的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是中国老年人负担最重的疾病，农村情况尤为严重。
● 新的疾病如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病等带来了全球性的挑战，中国诊断率和治疗率更低，亟需有效治疗手段
如图11所示，阿尔兹海默症（AD）、帕金森病等已经是全球性的挑战。中美日三国都还呈上升趋势，中国虽然每十万人的疾病负担尚不及美国和日本，但一方面考虑到中国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就诊率、诊断率远低于美日，实际负担可能有所低估，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多，绝对负担沉重，以AD为例，2018年中国AD患者人数约为1000万，照护成本巨大，经济负担沉重。这几种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尚没有有效治疗手段，庞大的患者群体使产业界挑战和机遇并存。因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一些罕见病也应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图11 中美日三国老年人阿尔兹海默症及帕金森病疾病负担对比（DALY/100000）
●中国老年人疾病谱与医药产业发达的国家有所区别，需要疾病防治体系与生物医药产业共同发力应对
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对比中国老年人与医药产业发达国家的疾病谱，中国的缺血性脑卒中体现出惊人的高疾病负担，高死亡、高致残、康复率低，危险因素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未来还可能维持高位甚至继续上涨，相反，美国日本已经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而1990年代，中日差别不大，日本的迅速下降得益于疾病筛查和慢病管理。
图12 中美日三国老年人缺血性脑卒中疾病负担对比（DALY/100000）
另外，三国高发的肿瘤类型也有所不同，中国肝癌发病率高，肺癌发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胃癌、食管癌虽呈下降趋势，但仍然高发。这几种疾病尚无较好的药物治疗手段，中国老年人口总量的大幅增加，更是加大了对疾病防治体系和药物研发的需求，亟需产业界面对中国的需求和市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生物医药产品。
图13 中美日三国老年人几种肿瘤疾病负担对比（DALY/100000）
● 以抑郁为主的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相当一部分的老年人存在精神健康问题，抑郁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抑郁疾病负担在上升，60-69岁老人2016年抑郁疾病负担是2000年的1.7倍，且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随着中国过快的社会转型，城镇化、收入分配差距、人口快速流动、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压力将会更大。但在患病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由于社会偏见、病耻感、疾病认知程度低等原因，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中国老年人就诊率和治疗率低且呈现下降趋势，严重压抑了真实的精神卫生需求。
图14 中美日三国老年人精神疾病疾病负担对比（DALY/100000）
3.“将老未老”人群值得关注，收入进一步分化，需求多样性更加明显
●“将老未老”人群面临潜在的经济和健康风险，需抓住“时间窗口期”提前应对
图15 老年人群和“将老未老”人群具有城镇职工保险的比例
目前45-59岁这一“将老未老”人群的经济风险值得关注。这一批中年人规模高达2.62亿，但其中持城镇户籍者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重低于已退休的老人，这意味着他们参加保障水平更高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也更低（图15），其中有11.7%无任何养老保险。因此，“将老未老”人群可能存在更大的经济风险，更需要依赖家庭和储蓄，但他们目前的储蓄率略低于现有老年人，家庭规模也更小。
“将老未老”人群还面临严峻的健康风险，需要在中年阶段就开展干预。相较于当前的老年人，“将老未老”人群的生活条件变化更加剧烈，疾病风险更加复杂，不健康生活方式更加普遍，加上社会压力的增加，环境污染的加重，高血压、糖尿病发病年龄的提前且知晓率、治疗率更低，这些都会加快心脑血管疾病的进程。
● 高收入人群增加，教育程度整体提高，需求更加多元，为产业发展提供机遇
在中国“将老未老”群体中，虽然收入差距分化较大，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积累了较为丰厚的财富，部分群体有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加上受教育水平提升，对互联网等技术和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高，对治疗水平、服务体验、服务质量的要求更高，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比例相对更大，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养老及医疗消费的主力。这都将给相关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本文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健康老龄化：政策和产业双轮驱动”课题组研究成果。
课题顾问：张来明。课题负责人：葛延风，课题协调人：冯文猛，课题组成员：王列军、张冰子、柯洋华、刘胜兰。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