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铁、梁建章、毛大庆关于老龄化是危机还是机遇的问题进行的讨论，成为养老领域的热点话题，今天我们梳理了一下讨论的四个核心问题，看看三位的观点，您支持谁的观点呢？
一、老龄化是危机还是机遇？
李铁：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首先，老龄化是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较快国家必须要面临的现实，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简单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就说明它的的公共卫生体系日渐健全、公共服务水平日益提升。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无论是人口中位年龄的提高，还是所谓的老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关键在于我们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决策者，都要及时更新观念，在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把各种可利用的机遇转变为现实。特别要防止把老龄化作为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的借口。如果那样，我们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梁建章：老龄化是危机
导致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寿命延长，二是生育率下降。相比其他人均寿命相似的国家（比如巴西和墨西哥），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更高。所以中国老龄化的更重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年出生的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预计今年会继续下降。并且，由于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以及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趋于结束等原因，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出生人口将会持续减少。现在中国生育率比西方国家更低，但老龄化还没有西方国家严重，就是因为出生高峰的70后和80后还没有进入老年期，等到70后和80后进入老年期，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更加严重。而且，中国总人口在未来几年就会开始萎缩，最初比较缓慢，但会逐步加速。如果不能将生育率大幅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中国人口最终将进入持续性的快速萎缩。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35年左右，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低生育率带给中国的人口危机也要更晚一些，可能会在10到20年之后才逐步显现。届时，随着养老负担增加，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消费将减少。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外，消费和生产同步缩减，整体经济规模随人口减少而相对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
毛大庆：老龄化是危机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不从现在开始从政策端、产业端着手解决，三十年后的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人口问题，进而带来棘手的经济发展瓶颈。
二、鼓励生育能否解决老龄化问题
李铁：鼓励生育财政将会面临两难
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靠鼓励生育。建议鼓励生育来增加更多人口，以此来缓解老龄化危机。其实这样的话于财政将会面临两难：一方面是如何支付巨额养老金，另一方面是还要拿出巨额财政资金来为新增人口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下，很可能两边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梁建章：提高生育率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年轻人口数量不断萎缩，养老困境只会越来越严重。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生育率，最终维持年轻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将近30年，由此造成的年轻人口亏缺将会长期拖累中国的养老体系。要真正缓解未来老龄化问题和长期的养老金困境就必须大力鼓励生育。
在老龄化还不是特别严重的今天，政府还有财力用于鼓励生育。但在更严重的老龄化后，工作人口相对于老年人口将大幅萎缩，财政状况将急剧恶化，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等都将捉襟见肘，更遑论去支持养育孩子这种没有短期收益的事业。
要维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就必须尽快开放生育和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
毛大庆：人口才是市场的基础和创新的动力
印度是最近十年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有人口危机吗？存在老龄化现象吗？恰恰相反，很多学者看好印度在未来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他们的观点基础就是，印度的人口基础和人口结构的优势太明显了。
三、技术进步是否可缓解养老压力？
李铁：技术进步可以缓解养老压力
从工业化进程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看，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并且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现象。
如今，我们已经走出了世界工厂的时代，产业发展要求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而不是靠简单的低端劳动来参与世界竞争和产业分工。因此，按照传统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吸纳能力会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因此关于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变化，人口学家们应该进一步强化和补充相关知识。
一是对于体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下降，对于智力和脑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提升。二是在传统服务业上，更需要的是劳动态度和经验以及熟练程度，而不是依赖单纯的体力。三是高端服务业如高科技领域将会出现对从业者学习和知识能力的要求，因此需要提高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四是对40岁以上，一直到65岁以上劳动者的需求会增加。因为他们的劳动经验和熟练技能相比于年轻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更为重要。五是对年轻就业者的需求更看重知识能力和学历，显然满足于这些条件的年轻人口，绝对数量还是有保证的。
由此来看，对于中国未来的就业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判断，需要站在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去认识，而不是停留在过去世界工厂的时代。
从受教育水平提高的角度看，中国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梁建章：技术进步缓解养老压力作用有限
考虑未来两种情形，一是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不变，依然是老年人15%、工作者60%、孩子25%。二是老龄化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是老年人45%、工作者40%、孩子15%。老龄化社会与稳定社会相比，老年人所得比例大幅增加，孩子所得比例下降。
技术进步让单位时间的工作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假设30年后的稳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10万元增加到5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6（0.6×10）万元增加到30（0.6×5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也是现在的5倍。由于老龄化和人口衰减会降低社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通常要慢一些，假设30年后的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4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10万元增加到4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6（0.6×10）万元增加到16（0.4×4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4倍，享用的价值只是现在的2.67倍。
按上述假想数据，在同样的付出下，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53.3%。换言之，为了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老龄化社会的工作者需要付出几乎双倍于稳定社会中工作者的努力。总之，尽管老龄化社会依然有技术进步的空间，这种进步即使可提高工作人口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却不如年龄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何况老龄化本身也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
毛大庆：技术进步缓解养老压力作用有限
诚然，科技进步让我们的生产效率迅速提升，很多重复性劳动早已可以由机器替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曾经从事重复性劳动的工人从此没了活路。最简单的道理是，在汽车普及后，马车夫这个职业虽然式微，但因为汽车的普及而出现的新兴职业叫汽车司机，随后还有乘务员、售票员、汽车修理工、汽车零件装配工……等等一系列与新技术相关的岗位。
在不远的将来，有人驾驶汽车很可能将被无人驾驶汽车所取代，司机这个职业将随之式微，但一定会出现更多与无人驾驶技术相关的新兴职业。
再说说我对这个伪命题的B面认识：“人口危机将导致科技停滞”。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老牌的BAT三巨头，还是新兴的TMD三巨头，哪一家不是依托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而迅速拓张的？
如果没有8.29亿的中国网民规模（2019年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百度的搜索引擎怎么可能在十几年时间内积累如此大量的搜索大数据？淘宝的双11购物节怎么会取得指数级的增长？微信又怎么可能成为获得巨大成功？抖音的短视频创造力如何源源不断？美团的外卖业务如何迅速增长？滴滴的网约车业务如何获得用户支撑？
中国互联网领域近20年来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无一例外地与我们的人口红利有着紧密的联系。敢问，互联网领域是不是中国最富有创新精神、科技含量最高的领域之一？互联网产业是不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排头兵？
真实的情况是，我非但没有忽视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正因为看到了过去二十年中国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归因所在，我才会对未来三十年因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中国科技创新力量不足、产业结构转型基础缺失而产生担忧。
四、老年劳动力越来越多是不是好事？
李铁：是机遇，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
首先，因为人类的进步导致寿命的延长，也说明人的生命周期也在拉长。过去联合国对老龄人口的年龄界定，从过去的50多岁到现在的65岁，同时年轻人的年龄区间也将从现在的35岁放宽到45岁甚至更高。而未来老年人寿命增加的同时，生命的活力也在增加。
其次，老龄人口随着生命活力的增加，就业年龄和就业的适用范围也会增加。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及分摊原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家庭服务劳动，都是属于准就业的范畴。这种准就业的范畴可以延伸到70岁。
最近日本的一家企业提出退休年龄可以延伸到80岁。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老年人，比如美国的总统74岁、副总统61岁，都还有充沛的精力操心全球和自己国内的事情，足以说明随着年龄和寿命的延长，人类的就业年龄也可以延长。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老龄化社会中就业问题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社会认知阶段，而忽视了社会的进步以及发展现实。
再次，对长期就业中经验积累和知识更新的年龄认知。中国的工程院士和科学院士，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年龄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就业年龄，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出现的就业分化现象，反而可以为不同年龄的人口提供更为充沛的就业岗位。
即使在传统的就业年代，工厂的八级工也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工人，退休以后还在民营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年满60岁后都还在不同的岗位工作，重塑青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只是面临着如何延长人口寿命，如何在最佳就业年龄提升教育和知识普及能力等问题，而不是停留在严格按照年龄来划分所谓的人才标准。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老”的认识需要调整，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人口寿命的普遍延长也会产生新的社会需求。从现在活跃的老龄人口活动空间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消费，还是文化、旅游和各种群体性活动，老龄群体都比年轻人还要活跃，也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
我们可以划分不同年龄结构的消费人群，来勾画未来的消费结构，启动社会投资，适应这批人群的消费需求。也要注意不能把所谓的老龄消费定位在所谓的以“修身、养性、康养”为主体的房地产方面，而是要针对他们的消费特点和群体行为，提供更为丰富的消费内容，还会带动更多的社会需求。因此对于老龄产业的发展还要有新的认识。
梁建章：严重老龄化拖累经济发展
日本曾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大批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迅速兴起，超越美国企业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先锋。但情况在1990年代之后发生了逆转。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日本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减，在半导体、软件、通讯、乃至新能源等一个又一个行业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其突出反映是日本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缺失。因为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论资排辈越严重，导致年轻人的晋升或得到历练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不仅年轻人少了，年轻人的平均创业能力也更低。在老人主导的社会中，即使有少量的年轻人创业，他们也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和社会关系的支持。这种情形在日本非常严重，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随着人口老化，日本企业中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年轻人的提升空间被挤压。本来就在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无法积累足够的社会关系和资本，让其创业能力大为弱化。僵化的人事制度让创业失败的年轻人很难再找到好工作，导致年轻人不敢冒险创业或加入高风险的创业型公司，以至数量已很少的创业公司又很难找到高素质的人才。创业型公司的成功率下降增加了创业的风险，并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创业意愿。
2013年8月，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在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归结为“人口骤减”，并称他个人对不愿采取接纳移民政策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 强调老龄化将使经济失去活力。
毛大庆：老年劳动力越来越多并不是好事
李铁关于“中国劳动力用工结构根本变化”的五个假设，同样是建立在对不同年龄阶段劳动力的工作状态缺乏足够认知的基础上的。
假设之一是“对于体力劳动的要求会大幅度下降，对于智力和脑力劳动的要求会大幅度提升。”
对于李铁的这点预期，我想是已经达成社会共识的，正是基于这样的预期，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更应引起足够重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不仅仅在体力上同比衰落，在脑力上同样也是逐渐衰落的。所谓盛年，科学家最容易做出理论贡献的年龄不是花甲之后，而是不惑之前。
爱因斯坦绝大部分的学术成就是在45岁前完成的，他在30岁前提出了光量子假说，在40岁前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完整形式，提出受激辐射理论，42岁时获得诺贝尔奖。
杨振宁34岁时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35岁获诺贝尔奖。
同样，创业者最富有激情、朝气的年龄层也集中在不惑之前。
马化腾27岁创立腾讯，马云35岁创立阿里，王兴今年41岁，刚刚带领理想汽车登陆纳斯达克的李想还不到40岁。
尽管我以上的例证都属于个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生理意义上，人的智力和脑力水平是受制于精力的，而在盛年期的精力之旺盛，远非老年期所比。
假设之二是“在传统服务业上，更需要的是劳动态度和经验以及熟练程度，而不是依赖单纯的体力。”
在这一点上，李铁只说对了一半。
我也同意，经验和熟练度是依靠积累的，这是中老年劳动者的优势所在，但在劳动态度上，作为一名曾经的职业经理人和今天的创业者，我有着感同身受的发言权，态度绝不是以年龄来机械划分的，无论在我的公司，还是优客工场的入驻企业中，我见到过太多兢兢业业的90后，也见过太多饱食终日的中年人。当然，熬年头等退休的老年人在很多大企业里更是不足为奇。
此外，李铁这一点上似乎和他之前的观点有些矛盾。之前他说，“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言下之意，熟练工种正在逐渐由机器取代，那么，在这里又谈劳动者的“熟练度”有何意义呢？除非，他在潜意识里认为，人——依然是生产的主宰者和高频提供者，而非机器。
假设之三是“高端服务业如高科技领域将会出现对从业者学习和知识能力的要求，因此需要提高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
这一点与“人口老龄化危机”并无冲突，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提高人口素质，与提升中国人口生育率没有任何矛盾。反之，如果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基数越来越小，那么，高素质人群的总量也一定是越来越少的。
假设之四是“对40岁以上，一直到65岁以上劳动者的需求会增加。因为他们的劳动经验和熟练技能相比于年轻的体力劳动而说更为重要。”
这一点似乎与第二点是重复的，李铁依然在强调中老年人的劳动经验和熟练程度。越是这样的强调，是否越能佐证，他在潜意识里依然认为，熟练工种不可能被机器取代，其实是对于中国未来的科技进步缺乏信心呢？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跃迁的时代，相较于上世纪的很多传统技术，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场景都是颠覆性的。
回想几年前，当智能手机引领着中国人的生活向网络化迁移时，网约车、线上支付、云存储……这些当年的新技术让当时的绝大部分老年人一度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出现过老人站在路上因为没有手机而打不到车，没有微信买不了商品的情况。
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让老龄人口很难适应新时代的技术迭代，就算最终能够适应，至少他们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逐渐融入技术革新下的新消费场景。
正如今天的老龄人口之于当下的技术革新所表现出的窘境，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在技术层面的革新速度和颠覆尺度只会越来越大，对于老龄人口所带来的不适感也会越来越大。
诚然，在技术进步的同时，人们工作的年限也可以逐渐增长，但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在劳动力结构中占比也将逐渐增大，因此很难对冲中国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在老龄化非常严重的日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70岁以上的出租车司机、便利店员、酒店侍者，但却很难想像，这些高龄劳动力会出现在科技创新的第一线。
在未来由科技主导的新知识经济时代，老年劳动力对于科技创新的贡献度，可能只存在于极少数高级科研机构中，而更多的影响，则是对于前沿科技商用化的不适应。
假设之五是“对年轻就业者的需求更看重知识能力和学历，显然满足于这些方面的年轻人口，绝对数量还是有最大的保证。”
先要厘清一个概念，什么叫“绝对数量”？人口学属于社会学科，其通识基础是建立在变动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绝对不可能存在“绝对”的概念。
再来说李铁认可的“数量保证”，他似乎忘记了生老病死的生理规律，今天的年轻人口，在10年后就是中年人口，30年后就是老年人口。
那么，按照中国目前的生育率趋势，10年后的年轻人口，30年后的年轻人口，绝对数量是否还能有最大保证呢？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李铁可能在无意之间不知不觉走向了“人口老龄化危机”的认同一边。
内容摘自三位专家讨论的部分观点，梳理供大家参考、讨论。
相关文章：
梁建章：八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扫码报名参加：2020中国国际养老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