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提倡“居家+社区”的养老模式，使长者无需离开熟悉环境就能安享晚年。良好的政策设想需要有“平靓正”的社区养老服务做支撑。不过，据媒体报道，现实中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大多蚀本经营、难以持续，徘徊在公益与收费之间。
其实，公益与收费并不矛盾。做服务就会有成本，服务机构和工作人员都需要有成本意识。服务机构虽然不以牟利为目的，但尽量收回成本甚至收支平衡也是应有之义，否则就没有社会资本愿意参与社会服务而只能靠公共财政投入。广州的社会服务模式，从资助分配到质量管理，都参考了香港的做法。有关争议在香港也有相当的日子。
香港在2000年前后把类似“大锅饭”的实报实销资助模式，改为每年一次过支付资助的整笔拨款模式。改革前，受资助的长者日间照顾服务中心可以向政府报销7成支出，其余3成自行解决。改革后，所有新设立的长者社区照顾服务中心都改用服务机构入标申请、社会福利署择优分配的方式确定营办者。这就是广州“政府购买服务”招投标的学习样板。
在竞争性投标之下，服务机构要在价钱和质量两方面展开竞争，最终胜出的标书肯定是政府觉得“平靓正”的服务计划。至于实际能否做到服务机构和服务使用者都觉得“平靓正”就是另一回事了。毕竟一分钱一分货，服务机构需要控制开支，压缩人手、降低饮食标准、只求服务数字达标不求质量等新闻常见诸报端。
为了竞标成功，更为了开拓收入来源，很多服务机构会利用自身优势，结合社区需要，推出各类增值服务。例如有医院资源的营办者可以额外提供收费的康复服务。社会福利署也扩大长者的消费自主权，在2013年9月试行社区服务券计划，让他们直接购买最切合本身需要的服务。
虽然政府一直坚持竞争性投标能提高公共支出效率、激发创新服务，但也被业界批评过度市场化，把政府本应承担的福利资助责任转嫁到其他人身上，如服务使用者想要好一点的服务就要多付费、社工和福利工作员“减薪加辛”、服务机构要筹款募捐或动用储备补贴服务等。因此，通常只有那些“蚀得起”的老牌大型机构积极参与投标。它们可以发挥规模效应拉上补下，同时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形成垄断优势，提高与政府的议价能力而获得优待。政府也乐意把服务交给这些值得信赖的伙伴机构，因为一旦有营办机构经营不善中途退出，将会损害服务使用者利益而危及政府威信。若项目不吸引无人应标，政府也往往需要找相熟的机构“拍膊头、捱义气”接手。
实际上，香港社会福利市场化改革只是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磨合拉锯中缓步推进，例如，投标制度只是用于日间照顾服务和院舍照顾服务等少数的服务领域。而广州在学习香港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市场化的步伐更为进取，例如早在2011年越秀区就启动了养老服务券计划。差异的根源在于香港则是在社会服务有坚实组织基础的前提下，希望以市场化减轻公共财政负担，而广州希望以市场化的方法培育社会服务组织。不过，现时缺乏经营前景，恐怕难以培育出数量足够的社会组织提供优质服务。(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博士 温卓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