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那些事儿：习近平总书记27日强调：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好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这是最高层首次将医养结合列入养老服务体系。医养结合已经成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新常态。7月9日，2016医养结合国际高峰论坛(点击或回复2016)将在贵阳举行，探讨十三五医养结合创新发展之路，报名电话/微信：13001134288 13811691944
在我们进行的一项调查《养老靠政府还是靠儿女?》中，到目前为止，共有257名网友投票，结果如下：政府：24%，儿女：19%，老人自己：53%，其他：4%。53%的网友认为，养老还是要靠老人自己，其次是政府24%，儿女19%。今天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看谁来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这个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快，“谁来赡养老人”日益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近日，由环球网发布的民意调查——“谁该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结果显示，七成受访网友认为“应由社会赡养老人”，只有三成民众表示“应由子女负主要责任”。调查结果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在笔者看来，“谁来赡养老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社会大生产时代，生产产出如何分配，以保障老有所养的社会机制问题。经济运行要延绵不断，就必须有劳动力再生产。没有劳动力再生产，就没有经济的持续，更谈不上发展。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力人口急剧下降，就必然导致经济衰退，这是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决定的经济规律。
劳动力再生产，就是老百姓说的生儿育女。显然，生男育女对于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是，随着人口增加，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也增加，对于同样的就业人口增加，需要有更大的资本投入增加，社会需要的积累也越高。为了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的积累(教育、健康)，在一定历史时期实行计划生育是明智的选择。中国的计划生育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工业化原始积累问题的重大经济战略决策，对改革开放中国工业化起了关键作用。如今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已经完成，计划生育政策完成了它解决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折阶段的历史任务，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随着中国科技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限制生育已经没有必要，而劳动力人口减少带来的老年化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危机。
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足而老年人人口过多，则无论赡养老人的责任是谁也解决不了老年化带来的经济问题。相反，在劳动力充足的经济繁荣时期，赡养老年人不是经济体的负担，也没有谁负责任这个问题。人口高峰期进入劳动力年龄的时候，无论是家庭还是政府，都可以愉快胜任养活老人，都不会提出“谁来赡养老人”这样的争论。所以，这个争论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折射出家庭和政府都预感到赡养老人的负担日益增加。只有在经济总产出(劳动力人口)足以维持社会总消费(包括没有劳动力的老年人消费)的前提下，才能谈谁来赡养老人的问题，才能设计出保障老年人生活幸福的切实可行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如果不正视老年化社会每个劳动力承担的赡养老人的负担，不在经济大面上保障有足够的经济产出以承载老年人的消费，那么“谁赡养老人”的问题就不可能有可行的现实方案。
社会养老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当下总劳动力产出赡养当下总的社会老年人生计，这种模式无法化解人口结构巨大变化(老年化)对经济的冲击;另一种就是当下的劳动力产出的一部份投资长期项目，待当下劳动力退休之时，这些长期投资项目依然有经济效益产出，这是自己栽树自己吃果的养老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减少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体的冲击。
如今所谓养老储蓄或者养老保险金，都是金融养老储蓄。这些金融养老储蓄如果没有投入到长期项目中，就制造了一种假象，好像人人都在银行有钱可以养老无忧了，其实实体经济上还是第一种模式。到了老年化社会的时候，这些银行储蓄的购买力就下降，就会出现大量金融储蓄购买有限的社会劳动产出的窘境，到那时候“谁来赡养老人”就是一个社会动荡的导火索话题。
按照第二种模式，在有人口红利的时候，就应该把养老储蓄投资长期项目，投资南水北调、大西线、水电大坝、高铁等有长期经济效益的项目。在这些劳动力退休以后，他们年轻力壮劳动固化的资产依然源源不断产生资金流，这才是合乎经济逻辑的养老模式：退休人员消耗的生活资料，正是他们年轻时期劳动创造的价值。
人生有少年，壮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劳动力年龄在壮年时期，壮年时期劳动产出应该足以供一生享用。少年没有进入劳动年龄之前也需要消费，这个消费一般是父母承担了，但也有政府承担的部分，如免费教育和保障青少年基本健康生活的贫困补贴等。如此算来，赡养老人应该有子女回报幼年父母养育之恩的责任，也有交税让政府赡养贫困老人的责任。无论是赡养自己父母，还是交税让政府赡养其它老人，都是经济体内劳动力赡养老年人的不同途径。政府赡养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对于贫困老人是一个基本社会保障。
有了良好的经济基本面以后，在老年社会中有限劳动力的生产确实能够支撑全社会老年人的消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讨论“谁赡养老人”这个社会问题。正如前文所述，独生子女政策下的这一代人，为中国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这些独生子女结婚的夫妇，两个劳动力养四老和小孩，负担确实过重。当年国家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破除“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自然经济旧观念，就是当年政府的承诺，就是政府承诺老人不依靠子女赡养，国家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政府至少要承担这一代独生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
为了保证人口结构的稳定，为了保证国力不衰落，在有必要鼓励生育的时候，可以延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家庭观念，可以在有兄弟姐妹的新一代，在后独生子女一代人中，逐渐回归子女有赡养老人责任的社会观念。如今是信息时代，外出打工依然可以天天和父母通话，交通也越来越方便快捷，劳动力人口流动和家人团聚的家庭观念的矛盾正在逐渐消失，可以延承传统开创家庭观念新风，让养儿育女和抚养老人都成为生活乐事。把四世同堂的古风延拓到网络虚拟社会中，工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和传统四世同堂天伦之乐的古风可以鱼和熊掌兼得。到了智能时代，四世同堂在家中网络上班也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
随着科技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谁来赡养老人”将逐渐不成为问题。养育子女，是人生幸福天伦之乐必要元素，儿童给父母带来的欢乐，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老人没有必要要求子女有回报之心。同样，生活水平的提高会逐渐使得赡养老人不是负担，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回家和年老父母交交心，谈点往事，扩大人生感受，也是人生乐事，不可用赡养成本度量。
要达到这种老幼无生活之忧，家庭和社会也无赡养老人之累的社会，还需要正确的医疗保健体系的指标和观念。医疗保健体系要减少乃至消除那种耗费巨资维系老年痛苦生命的现象，要消除那种吃掉一家辛苦积蓄维系一个不能自理没有尊严的痛苦生命的现象，任何一个家庭都要避免这种窘境。一个健康欣欣向荣的社会，就不应该有这种一个老人病痛累及全家三代的现象。延长高质量老年生活，防止老人因病拖累一家人，这既是人生家庭的理想规划，也是国家强大的健康人口保障。社会资源要消费在健康生活中，而不是陷入低质量痛苦生活的家庭负担中，那不仅仅是经济负担，也是精神负担。
在营造低成本高质量老年生活的事业中，广场舞的流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它降低了社会维系老年生活的成本，提高了老年人生活质量，广场舞是维护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也是健康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谁来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不再是一个问题，不再是一个话题。中国和谐社会需要营造低成本高质量的老年生活。(作者郭晓明,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曾任汇丰证券信息安全副官、贵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加拿大劳里尔大学商学院和物理计算机系兼职教授)
2016年7月9日，2016医养结合国际高峰论坛将在贵阳举行(参会咨询服务电话/微信：13001134288、13811691944)，同期举办贵州绿色博览会•大健康产业博览会，设有六大主题展：贵州主题馆暨河北主宾馆、第51届全国新特药品交易会、第17届全国医疗器械区域展览会、2016中国康复展览会、2016中国药店采购供应博览会、2016中国家庭医疗用品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