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东亚模式破解中国“银发浪潮”
文/肯特•E•卡德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日本和西欧的老龄化问题成为热议话题。从这些国家共同的经历，以及我们所目睹的景象，展示了一个重要的全球趋势：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年轻人趋于晚婚;很多家庭决定少要孩子。这些发达国家如何应对全社会老龄化危机的举措，将对未来全球范围内的同类问题提供重要参考。
然而，与中国将面临的情况相比，日本和西欧老龄化的规模和全球范围内的影响要相形见绌得多。这里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中国有 13亿人口，欧洲总共只有 8亿人口，而日本才有 1.27亿人口，不到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所以从纯粹数量的角度讲，中国的人口转型会产生巨大影响。到 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接近 4亿，相当于现在日本总人口的三倍还多。
第二，中国未来的人口转型很有可能比日本和欧盟国家的转型还要快。日本的老龄化在过去 10多年的时间内缓慢发展，与欧洲的情况相同。日本现在 65岁的人口超过 23%，而 2005年时这一比例还只有21%。中国的人口转型会在下个 10年的中期突然呈现出来。这有其历史原因：一个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后果;另一个是 30几年前在文革结束后开始进行的“四个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
当中国的人口挑战在 21世纪 20年代中期大规模凸显时，将带来中国社会经济方面独特而艰巨的挑战。日本和欧洲的老龄化发生在富裕国家，尽管中国现在总体经济也很可观，但可以向老年人倾斜的人均资源却不如日本和欧洲多。2011年，日本的人均 GDP超过34300美元，欧洲 15国差不多是 3400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 GDP只有 5046美元。就算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但中国很有可能还没有变富就已经“衰老”，无法为老龄人口提供足够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来自贫穷或偏远乡村的老人。
中国无法照搬西方的养老福利模式
作为全球人口渐变趋势的后来者，中国也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它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汲取经验。从积极方面来说，欧洲、日本和美国已经建立社会福利人道体系，包括医疗和社会保障，来缓解老年人和其子女的生活困境，但西方社会福利体系相当昂贵，就连七国集团这样的富裕国家也已力不从心。
此外，西方国家为老年人提供的福利计划，集中由政府提供普遍性服务，几乎未考虑千差万别的经济状况和健康条件。计划里并没有鼓励私人储蓄，或者动员私人机构提供社区服务，而是更着重于政府提供保障，但其在鼓励有效使用国家资源的能力方面饱受争议。这种以政府为中心的方法既削弱了个人自助的积极性，其成本也被证明非常昂贵，这加剧了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口变化所产生的财政危机。
如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传统中国家庭都是自行照料自己家的老年人与残障人士，外加一些私立慈善机构的帮助。尽管从 1949年起中国社会很多部门都有显著的变化，但至今仍然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中国劳动力在缴纳某种形式的养老金。城市化和小家庭结构正悄悄地削弱现存家庭体制赡养老龄人口的能力。不过，现存体制还尚未接受严峻考验，因为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相对年轻。
中国目前相对年轻的人口形势不会一直持续。据联合国资料显示，从 1975年开始，中国“赡养比率”(60岁以上和 1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持续下降，从 1975年赡养人口占成年劳动人口的87%下降到 2010年的 47%。这个比率现在有望大幅回升，到 2030年估计会上升三成，达到 67%，而在接下来的 20年中又将上升三成。这一突然逆转意味着适龄劳动力人口比例会从今天的三分之二下降到2030年的60%，再降到 2050年的53%。
中国未来老龄化危机出现的凶猛程度、规模和速度，都意味着中国绝不可能承担西方模式的国家福利政策，不管中国百姓有多么羡慕这种福利模式。目前距离 2030年已经不到 20年了，届时中国会是个比美国更“老”的国家，65岁以上人口大概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比美国全国人口还要多得多。同时，从 2020年代中期开始往后，中国每年将新增 1000万老年人，并减少 700万成年工作人口。而 80岁以上的“老老年”人口的比例也会持续上升，到 2050年预计超过一亿。那时中国人口平均年龄大约是 49岁，而美国只有 40岁。
现在已开始并将在 10多年之后显现的中国人口危机，在农村与城市将呈现出不同格局。在农村地区，老年人住在偏远的小村庄，没有养老金、无子女赡养或充足的社会与医疗服务。目前只有大约11%的农村劳动力有某种形式的养老金保障。在中国的城市里，现有两种养老金保障体系：覆盖13%的中国城市劳动力的社保体系和覆盖52%的基础养老金体系，但仍有约三分之一的城市劳动力没有养老金保障，而且这个比例还远低于农村的无保障比例。更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覆盖率，而是福利水平、可转移性和无法报销补偿部分的医疗开销。福利相对来说还算慷慨，但养老金体系却是从有着巨额负债的国有企业那里继承来的。进一步来说，随着中国人口的持续老龄化，高缴纳率和福利的无法转移性使得这个体系难以为下一代提供足够的福利。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有力措施来应对正在显现的让老年人老有所依方面的挑战。在中国，老龄人口可以和其他人一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这是根据家庭状况提供的福利。除此之外，还有对贫困的农村地区的孤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提供特别保障项目。最近，政府还为没有儿子顶门立户的贫困农村老年人增加了一项新的福利项目。尽管如此，因为中国贫困线设得偏低，只有很少的老年人符合接受政府资助的资格。
可供借鉴的新加坡、日本和西方经验
尽管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应对中国老龄化的挑战仍需做出有力、积极的回应。在缺乏新的强有力的公共和私人行为(可以包括有效的跨国联合行动或研讨)的情况下，老龄化危机还会加深。其危险在于它可能会加速极度贫困人口向已经十分拥挤的城市转移，加重失业压力，引起潜在的社会动荡。这种动荡，反过来又会增加本来就很脆弱的资本市场不稳定的危险，对国际金融造成巨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市场对全球的影响举足轻重，而且与世界的广泛联系日益紧密。
面对前所未有的人口挑战，中国有三个重要优势：首先，在福利项目方面，它几乎是白板一块;其次，老龄化在全球政治经济问题中都是重要的一块，具有国际合作的前景;第三，具有相对的后发优势。中国在全盘考虑应对方案时，可以放手大干，毕竟资源非同小可。设计应对方案时，可以学习先行者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在把眼光放到国外之前，中国可以借鉴自身的历史。30多年之前，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确实很有必要，因为当时中国的发展负担非常沉重，人口又急速爆炸，当时中国的生育率大约是每个妇女生育六个孩子。今天中国妇女的生育率只有 1.8，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所以考虑刺激人口增长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都是非常有益的。中国应该考虑终止独生子女政策，同时不再对多子女家庭给以歧视待遇。
在考虑将来的时候，中国需要设计一个本质上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完全不同的老龄人口支撑体系。欧洲的国家福利制度似乎太过昂贵，而且不利于发挥个人积极性，并不适合正在经历快速和大范围人口转型的中国。从文化和经济上讲，最好的模式应该是借鉴一些东亚国家，尤其是新加坡和日本的经验。
一个可以建设性地予以借鉴的福利制度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entralProvident Fund)。这是一个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的国家储蓄项目，将来提供的福利与现在投入的资金成正比。缴纳金包含从雇员的工资里自动扣除的部分，和雇主一并支付的部分。该基金由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以商业运作方式进行保守的国际投资，但由国家机构提供安全保障。从该基金中领取支付款有严格限制，但参与者可以支取，用于一些特定的合法社会用途，包括退休、医保和买房。缴纳金额可以转移，因此在一个雇主处缴纳的保险金可以转移到下一个雇主那里，同时不影响使用，所以无需担心雇员的就业变化。
中国也可以考虑学习日本在储蓄、退休后返聘以及健康政策方面的创新。很多年以来，日本拥有世界上覆盖最全的邮政储蓄系统，拥有超过两万多个网点，甚至覆盖哪怕是最小的镇。日本还拥有最灵活的短期借贷制度，其前提是有长期存款，这尤其与中国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的情况相契合。
日本总体来说实施的是终生就业体制，而中国国有企业的惯例是法定退休年龄较早，通常是 55岁。日本公司一般都会提供返聘，允许企业以低薪继续使用老职工的技术专长和成熟劳动力。这样做，不仅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同时因为有免费或低价的体检、移动医疗筛查站、关注营养以及预防性公共医疗，全国的医疗费用也降低了，延长了寿命。现在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男性平均 79岁，女性86岁)，在老年人中还有36000名百岁老人。
尽管广泛的西方宏观经济福利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未来，但一些制度性创新还是可以借鉴的，尤其是在金融领域。中国显然需要更有效、更透明的资本市场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人口转型做好准备。它也需要更可信的法律规定来增加公众对代际间储蓄项目的信心，比如人寿保险合同的规定条款会得到更严格的执行。
一些具体的西方退休储蓄方法也有借鉴意义。其中之一是美国的独立退休储蓄账户(IRA)。该账户允许雇员把一笔特定金额的税前收入存入一个免税账户，到了一定年龄后，一般是在退休时，可以取出而没有任何损失。这种做法的其他表现形式，是对用于健康、儿童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收入分流储蓄实行免税。这些分配中，其中一些包括雇主缴纳的金额，一般来说，当雇员变换工作时是可转移的。
国际合作有助于中国应对老龄化难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稳定，影响中国人民的福祉，同时也与中国以外的世界利益攸关。因此国际社会乐于帮助中国实现平稳的老龄化转型。支持中国老龄化转型的国际合作有助于缓解与中国崛起相关的地缘政治压力。
关于两代人之间的储蓄转移、资本市场发展、营养、保健等方面的跨国政策对话是一个建设性的开端。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关于老年人的政策框架仍是白板一块，还有差不多 10年的时间可以准备应对。具体与老龄化相关的议程应该积极、持续地纳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及中国和更广泛的世界之间正在进行的政策策划活动中。
中国在制药和保健设备领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目前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其中很多领域都可以和经验丰富的邻国合作，比如日本、韩国、俄罗斯以及印度。为了加强保健领域的贸易，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显然非常必要。
此外，中国还特别应当关注卫生服务领域的国际合作。其中一部分无疑是由国外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公民提供的，比如通过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和美国进行的医疗旅游。
综上所述，中国的老龄化社会转型正不可避免地逼近，这个问题将在未来 10年内对中国的发展变革起到重大影响。到本世纪 20年代中期，中国的老年人口每年会增加 1000万，而适龄工作成年人口会减少 700万。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压力都空前增大，这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增加了国内以及国际的不安定因素，除非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
如何实现老龄化社会转型的决定权当然是掌握在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手里，但有些迫在眉睫的任务清晰可见。首先，应该考虑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并考虑对人口增长采取一种与之匹配的立场;第二，应该深入研究国外支持老年人的政策范式，尤其是东亚模式，例如新加坡和日本;最后，应该加快金融和法律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与当地自身的优先考虑相一致，引进新的、可转移的退休金方式，包括向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完)
文章来源：博鳌观察2013年12月9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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