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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底，中国大陆有老龄人口2.22亿，总数超过英法德三国的人口总和。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那时，中国将成为重度老龄化国家。
“养老问题，关系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我们的父母都已进入老年，需要我们赡养，我们自己也将进入老年。就是年轻人，未来你们也有老的那一天。”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光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7月中旬组织的“努力推进养老服务”调研情况介绍会上的这句话，让“推进养老服务”这个命题更急迫更生动地摆在调研组成员以及国人面前。
如何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业已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十三五”规划纲要皆提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等明确的要求。今年5月28日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指出，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需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
今年10月将召开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也将就“努力推进养老服务”进行专门协商。
7月中旬至下旬，由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牵头，先后组织部分委员在北京和天津两市，就如何推进养老服务展开专题调研。在紧凑的调研行程中，调研组走进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听汇报、看实情，以期了解当前桎梏养老服务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征询对策和路径以及两地的有益探索经验。
政府：保基本兜底线
在7月12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的“努力推进养老服务”调研组情况介绍会上，民政部一位负责人提供的数字引发追问和关注：为何一方面是大家都有听闻的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而另一方面是民营、县乡一级养老机构的供大于求?甚至有的地方床位闲置率在50%以上?如何运用供给侧思路，解决现有养老服务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带着这一问题，调研组在7月14日、20、21日，先后走进北京、天津不同类型的养老院，并与两市政府的相关部门举行座谈会，听取一线从业者和管理者的心声和思考。
“这里的床位满了吗?一个床位的收费多少?根据周围老龄人口的需求，床位够吗?”7月14日，调研组走进北京市朝阳区彩虹村庄养老院———一家由民营机构运营的养老院，细致地询问了养老院负责人一连串有关养老院如何可持续运转以及供需层面的问题。这家于2013年投入使用的养老院有600张床位，目前入住的老人有300余位。
“我一个亲戚告诉我，她找熟人去问，结果答复是想去的那家市级养老院的床位要等80年。可是我们上午看到的、听到的信息却是区街乡以及社会力量办的养老机构床位入住率不及50%。这种供需矛盾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带着当天上午的调研感受和下午座谈会上听取北京市民政局负责同志的介绍，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世平将这个藏在许多人心中的疑问又提出来了。
“我来解释一下。”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接过话题，“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布局在农村一级的养老院大多条件很差，没有专门的护理人员，农村老人受观念的强制，大多不会去养老院，但是真需要去了，这些养老院又不能承载起应有的功能;二是民营的高端养老机构设施服务都很好，但不是大多数人能够承受消费得起的。”
“所以我们今年的工作导向是，由过去大而全的大包大揽转向精准服务，明确政府的工作目标就是保基本、兜底线。对于那些失能失独的老人，政府必须承担起对他们的扶养责任，让这些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而对那些活力老人，我们要充分运用好市场这双手，在政府的监管指导下，发挥起为老人提升生活品质和质量的效能。”北京市副市长王宁在李万钧的发言后补充道。
“我去年也参加了全国政协社法委组织的有关养老服务的调研。回来后，我反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养老服务这一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否可围绕‘三个尊重一个保证’的思路来搞?”调研中的所见以及座谈会上听取地方政府部门的思考，触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巨禄就养老产业中政府的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谈了自己的思考。
“我认为老龄人口中的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群体，政府一定要研究保证政策、投入相应的财政基金，切实管起来，不躲不闪;剩下范围的老人群体，可以按照‘三尊重’的原则，尊重市场属性，按照发展产业的思路，尊重产业发展的自我选择权、尊重产业属性的服务定价权。”王巨禄说。
调研中，调研组成员也对北京市、天津市出台的《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天津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给予肯定。
“养老这件事要做好，首先要政策框架清晰。北京市和天津市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的思路特别好。养老这件事要搞好，就要坚持政府主导，同时要调动各方积极性，切实推进养老服务。”陈晓光认为北京、天津两市在推进养老服务方面的做法思路清晰、措施得当，在全国走在了前列。
合力：搭平台引外力
“在我们社区，老人只要对着电视按相应的键———点餐、看病、买东西，就会有服务人员在15分钟内将相应的服务送到老人家里。这要感谢天津市广电局和天津市民政局，帮助我们解决老人居家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7月21日，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街道昔阳里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月华，自豪地向调研组介绍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如何为社区的2000余位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的故事。王月华的介绍，正好触及了目前困扰各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运行的难点问题：敞亮的场地建起来了、家庭相应的通讯联络设备也安装了，但并不能满足老人居家养老的后顾之忧。
天津市民政局副局长朱峰坦言，天津市此前也受到这种困扰。由于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不懂医学护理知识，囿于编制所限，人员配备也无法满足服务社区老人的需求，所以政府一厢情愿地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大多成了社区跳广场舞的场所，作为引导更多老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功能并没有实现。
如何提升日间照料中心的效能?天津市的做法是引进社会力量，通过政府招标，把专业的机构引进社区，将专业的服务向这些机构开放。如调研组此次调研的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街道昔阳里社区，引进一家民营养护院的服务，由这家养护院负责社区老人上门及日间照料站的医学护理服务。调研组调研的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国安银柏养老照料中心，则是一家由社区引进中信集团的国企力量，由社区免费提供场地，由企业负责运营的社区养老照料中心。
北京市副市长王宁在与调研组的座谈中透露，北京市从今年起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养老板块的工作重点转向支持居家养老。今年年底如社区养老照料驿站将覆盖全市的每个街道，北京市居家养老将形成市、区两级指导中心，街道、社区两级养老照料驿站，通过政府引进专业力量，建立网格服务网络，让老人家里的床变成养老院的床。
强化家庭养老功能，是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治本之策，把大部分养老问题消化解决在家庭，是最积极、最治本、最经济、最实用的养老政策。在北京、天津两市的调研中，调研组听到了一线的思考和居家养老的基层实践走向。把养老服务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在其中政府归位，扮演撬动者、盘活者的角色，将各种力量纳入养老问题打组合拳，调研组所看到的北京、天津两地的探索与实践，让调研组欣喜。
政府搭台、强化指导和监管，让各种结构百花齐放，在养老这盘棋中，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养老服务才能可持续。
人才：明标准强专业
“您住在这里，比在家养老生命质量更高。”7月21日，调研组一行冒雨驱车赶到天津市最大规模的公办养老机构——天津市养老院。83岁的郭奶奶拉住陈晓光的手，难抑心中的幸福，陈晓光也发出了如上的感慨。
“但是就是连我们这样的市属养老院，找护理人员也很困难。”外界看到的是光鲜，内部感受的则是忧虑。据天津市养老院孙兆元介绍，护理人员难找是养老机构目前普遍遇到的挠头问题。
“我认为搞好养老服务业，急需培养一批养老院的院长。高端管理型人才是这个行业急需的。此外护理人员队伍的素质，也需要通过相应的扶持政策加以提升。”天津津南区天同医养院院长张婼婼也从一线管理者的视角，发出了同样的呼声。
在调研组与北京、天津两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座谈会上，队伍从业者素质和稳定性的问题同时被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提出。
“现在对于护理师没有统一的执业标准，都是短期培训后，就上岗了。可以说，水平就是比一般家政人员高一点。希望国家能考虑设立护理师职业序列，出台相应的职业标准。这样一来可以提升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二来也可以稳定队伍留住人。”李万钧在座谈会上的建议，在天津市的座谈会上也被提出。
由于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社会认可度低、职业上升通道封闭，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特别是养老护理员招聘难、技能水平不高、稳定性差，也成为这一行业服务品质提升的桎梏之一。
“我们找个护理小孩的月嫂千挑万选，但找个护理老人的护工，是不是有点应付了?国家确实应本着提升护理人员素质而从长计议，出台相应的职业标准，将其纳入相应的职业序列，留住人、留好人。”苏玲委员听了各方的声音在座谈会上感慨道。
有了共识，就容易找到方法和路径。接下来，更重要的是落地开花，让从事养老服务业的从业者看重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工作，只有他们在意自己所做的事，才能让接受他们服务的老人们真正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就像委员们在讨论中所言，现在的孩子从生下来得到的是“星级”的呵护服务，他们的爷爷奶奶们为什么不能呢?(来源：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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