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二十一世纪传媒会议周于2013年12月1日-5日在北京举办，和讯网全程图文直播。4日下午举办21世纪保险创新论坛，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会上表示，应按照改革创新精神去理解应对探索中国养老新模式的挑战，要在三中全会的精神的指导下，调动所有的积极性特别是民间的已经雄厚壮大起来的社会资金、企业资本，他们的内在积极性，再加上现在我们越来越发展的公益机构、志愿者组织，他们的相对优势和特长，形成一个应对老龄化新阶段的，既和世界闻名发展相通，又和中国特色对应的中国养老新模式的探索体系和在若干年之后可以相对稳定下来的中国养老的新模式的这样一个系统化的实践形态。
在多种养老形态的例举中，他还特别提到，“老年大学式的养老”值得探索。“比如说亚行和我们研究者曾经谈到一个所谓老年大学式的养老，这个老年大学式养老是集园区、机构、居家融合在一体的。比如我们社区里面有一些过去的学校，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之后，一些学校硬件可能空闲下来了，把他转为所谓老年大学，这里面老人有不同阶段不同诉求，有的就是为了安享晚年、读书、娱乐，参与文化生活，这也是老年大学的特色。”
以下是贾康的发言实录：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们这次讨论主题是探索中国养老新模式，显然是要应对中国整个社会进入老龄化发展特定阶段的挑战。在我们这个会议之前，各个方面翘首以待的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改革的顶层规划性质的文件已经公布。我们在三中全会新的精神里面已经可以明确感受到新的突破，这样的突破应该说对于中国今后中长期的一直连接到现代化伟大战略目标愿景实现的历史阶段上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要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作为研究者，解读三中全会精神，我特别看重的是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我们在改革开放走了30多年之后，这次文件里面明确提炼、凝练、确立了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指导全局的理念，这个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的文件表示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它往来源方面追溯，一直连接到近现代，中国沦入被动挨打之后对于实现现代化不懈的追求，联系到我们建国之后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和其中的坎坷之后，60年代中期确立的当时所说的四个现代化，70年代文革未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抱病在全国人大再次提出世纪末的现代化目标，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千头万绪的问题面前高瞻远瞩的给出的三步走现代化目标。
他是和这样的现代化的追求一脉相承，而现在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新阶段上面，给出了统领全局的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
它当然就包括了这样一种现代国家治理以现代性、现代化为取向的制度建设、机制转换要配什么样的运行体系，所以文件中间我认为在逻辑链条上非常紧密地连接的是反复出现的“现代市场体系”这样一个建设要求。
现代市场体系里面最突出的特征是我们终于和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相对应着，明确的把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表述为决定性作用。
习总书记在说明中间也用很长的文字强调这样的一种表述有利于实质性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有利于实质性推进我们必须攻坚克难的国家改革。这种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的运行又必须得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就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支撑，这个重要支柱必须加紧打造。
我认为这次三中全会重要的精神，他是在现代治理这样一个突破性的理念的逻辑链条上，给出了从通盘治理的体系到市场体系、财政支柱这样一个逻辑连接之后的总体运行机制的转变和建设要求。
这里面当然就包括了我们今天会议特别看重的，应对养老挑战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机制创新。
从相伴随的宏观经济前景来说，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粗线条的前瞻，我们明年总体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不会再比7.5%更高，也不排除有可能在连续两年我们主动往下破8%，提出7.5%之后，明年再把这个目标放低一些。我认为到底是低到7.2%还是7.0%，这个不是关键性的相关的问题。
总体来说，现在我们如果简单算个帐，只要在2020年之前时间段能够保持年均7%的增长速度，就能够相对平稳的衔接全面小康社会这个建设目标。关键就是在有意的把速度放的偏低一点的情况下，能不能如愿的真正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样的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就必然伴随着要更多的强调通过深化改革来释放活力、潜力，来实质性的节能降耗，实质性的优化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要更多依靠市场力量等等。
也包括我们养老研究之下的政府作为和市场更充分发挥作用的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也加上社会的第三方机构，公益部门的作用。形成我们产业的升级，中国宏观经济短期到中期运行中间的升级换代就包括养老产业的发展和创新。
我是这样一个角度理解三中全会的新突破和宏观经济前景，我们把握了这样一个现代国家治理核心理念下面的逻辑链条之后，当然就要回到和养老产业发展的各个具体的机制创新事项上做深入的探讨。借此机会我简单勾画一下在这个角度下我的一些初步认识，显然我们在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过程中间，将要更多的从短期联系到中长期考虑怎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首先要考虑在今后几十年这样一个养老的压力不断体现在社会生活中间的过程中，我们的资金支持怎么样比较早的就形成一种合理的、多支柱状态，一般认为至少要三个支柱。
第一支柱就是我们这些年已经在积极的发展的基本社会养老，所谓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我认为在技术方面可以做更多的探讨，比如个人帐户是不是可以按照名义帐户来演变，而不是像一开始所说的要努力把它做实，我们有些区域做实之后碰到很多矛盾。我们这个基本的第一支柱怎么样更合理的发展? 让它形成应有的支撑力，这是在资金方面托底的支持力量。
和它伴随的有第二支柱，就是企业年金，这个企业年金已经探讨多年，总是说有可能选择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先行先试，但是现在好象还没有落地。我们认为确实还碰到一些复杂的问题，但是在给出一定约束条件下，还是应该积极试行。
这个企业年金鉴美国401K的经验，应该配长政府财经个税递延的激励机制，个人所得税的递延的激励机制是很好的，美国精心设计的运行体制的经验，我们可以拿过来结合中国国情，落到操作层面上设计。中国一开始从实验到逐步完善的这样一个操作方案，实质上就是要使企业层面有选择性的给基本养老配上一个更带有弹性特征的和企业、和企业员工自我选择偏好相对应的支撑机制。
这个第二支柱，我认为在比较连接的阶段实验中间要堤防的问题就是中国企业财务状态还不是比较充分完全竞争的环境中形成的，有些企业看起来财务状况很好，他愿意把这个支柱做的非常粗壮，他实际上是凭借着一些垄断因素，一些并不太公平的特许权因素，使自己有能力给自己企业内的职工配上相当丰厚的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我们试点的时候我注意到原来说的先给一个峰顶的绝对额，这个要素配上去之后，是不是可以相对谨慎的把试点做起来，这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当然还有资金方面第三个支柱，就是商业性保险，很多保险机构在今后中国金融改革深化过程中间，这方面一定有他们的用武之地。
在资金的三大支柱相互配合形成今后几十年内的养老支付支持力量体系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同时考虑在养老概念之下所有养护的形式。
前面戴董事长和王院长都提到了一些具体的概念，我也想把它排列一下，显然每一个具体概念之下都有大量的机制创新、制度改革这方面的任务。
比如第一个概念，福利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由来已久，但是现在从公办的到民办的，这个系列怎么让它多样化起来。公办的我们可以注意到，比如北京被人们最推崇的第一福利院，这个我有所了解，你现在要在那申请进入得到养老待遇，要排十年左右的队，就是极度短缺状态，显然必须配上其他多样性因素。
财政在这方面必须起到作用，使这种公立养老院保持他相对优势，比如有多规范管理的经验传承下来同时，争取让他有效供给更充分提供出来。但是，他毕竟有财政后盾的问题，就是有财政局限性问题，不能设想这种形式可以多么无限扩大的去解决问题。
在他旁边就必须发展民办的、多层次的福利院，这里面包括高端、中端、低端等多样的选择和具体的形式。我注意到北京已经有高端的养老的机构，他就是定位为先富裕起来的阶层，他们的成员怎么享受到高端的养老待遇。当然，还有中端的、低端的。我注意到前面戴董事长说到的他们企业定位是提供中端，也不排除一些企业定位主体可以考虑侧重于中低端甚至低端，这都是有可能的。这是一种福利院的形式，显然只靠这种形式远远不够。
第二个重要的形式，就是在机制创新方面必须发展居家养老。我注意到前些年的时候北京有一个新闻报道，在电视上说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女性的海归，他有意在北京以居家养老方式按照公司运营来提供有效供给，政府热情接待他以后发现找不到对应的注册名目，那时候没有提到现在准入前国民待遇，你必须给他一个准入，准入的时候必须他找到是对应我们条款里面哪一项，最后找不到。最后政府方面说我们给你创造一项，走了特殊程序，完成了注册。这个报导说在时间不长的运行过程中间，这家公司已经形成了三万个左右服务对象。
我听到的一方面感觉确实是地方层面政府部门充分重视了居家养老概念之下的创新探索的空间。另外，我也知道看起来三万个服务对象规模已经可观，但是实际上在北京可能只是整个这个市场里面很小的一个零头。
北京现在常住人口是2000万以上，不算每天800万到1000万的流动人口，这个流动人口跟现在说的这个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就说常住人口，里面如果说有十分之一是潜在的居家养老的服务对象的话是多少呢?就是200万个，再打一个对折也是100万，你3万个只是不超过3%的小零头的份额。
我也不是说这样的市场可以贸然进入，没有充分经验，没有专业化素养，没有非常有效运行的团队，他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方向上一定要有政府支持，企业和社会机构主体他们的创业的激情，创新的智慧加在一起，要把中国居家养老这样一个概念之下的具体的老年养护的方式积极发展起来。
另外还有一种社区入托养老，我们在一些城市调研里面观察到具体案例。这种社区入托更适合于一种带有熟悉人社会里面的和谐氛围的营造，大家本来就是街坊邻居住在一起，社区又有街道办事处这样的运营机制，给予一定的硬件和人员可以称之为软件的配套之后，这些老人通常的形式可以像孩子一样入托，比如日托，也不排除有些是像有的幼儿园那样，隔一天去住一晚上等等。
情况可以有弹性的根据硬件、软件来设计具体方案，但是他显然能够在一个具体的形态上适应人群的需要。所以，社区的入托养老，在发挥我们的社区所谓自治和草根层面、社区层面的活力和智慧同时配长一定财政引导和政策支持，是有望在通盘养老具体形式里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探索更复杂一点的，但是我认为是值得探索的一些养老形态，比如说亚行和我们研究者曾经谈到一个所谓老年大学式的养老，这个老年大学式养老是集园区、机构、居家融合在一体的。比如我们社区里面有一些过去的学校，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之后，一些学校硬件可能空闲下来了，把他转为所谓老年大学，这里面老人有不同阶段不同诉求，有的就是为了安享晚年、读书、娱乐，参与文化生活，这也是老年大学的特色。
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学有所成的专家，他年纪大了，但是可以带助手，带自己的学生，或者是能工巧匠带自己的徒弟都有可能。这种老年大学式的员工和机构养老综合形式是要PPP，就是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把政府、企业、机构、中介组织、志愿者组织等等，包括这些年越来越活跃的民办教育机构等等，他们各取所需的风险共担的，但是可以寻求共赢的组合一种形态，是公私合作伙伴PPP概念之下，在中国我们认为很值得去探索的养老里面的具体形态之一。
诸如此类的，我觉得这些考虑，还要回到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我们要按照改革创新精神去理解应对探索中国养老新模式的挑战，我们要在三中全会的精神的指导下，调动所有的积极性特别是民间的已经雄厚壮大起来的社会资金、企业资本，他们的内在积极性，再加上现在我们越来越发展的公益机构、志愿者组织，他们的相对优势和特长，形成一个应对老龄化新阶段的，既和世界闻名发展相通，又和中国特色对应的中国养老新模式的探索体系和在若干年之后可以相对稳定下来的中国养老的新模式的这样一个系统化的实践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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