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老年期——浅析当前我国老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加之老龄化趋势的影响，流动老年人口群体规模逐渐扩大，但相关研究仍不够充分。通过文献回顾的方式，结合已有研究提出“流动的老年期”分析框架，从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 分析影响老年人口流动的因素，为流动老年人口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动态的分析视角。
一、研究背景
近些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漂族”这一新词汇出现在新闻、网络和影视剧作品中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从字面上看，“老漂族”指的是远离家乡、在外漂泊的老年人口，实际上这个群体可以理解为处于人口流动过程中的老年人口。“老漂族”乃至“老年人口流动”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它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相互交织，密切相关。然而回顾有关文献，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却并不深入。孟向京(2004)认为，这是由于流动老年人口在总的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低，而且已经完成生命过程中的教育、就业等重要阶段，相对于流动儿童而言，他们往往被视为没有特殊问题的一类人，因而往往容易被忽视。同样的，现有流动人口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农民工群体，而忽视那些参与流动但“非劳动力”的部分。流动的“一老一小”(流动老年人口、儿童)常常被大数据所遗漏。《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指出，由于我国人口流动逐渐呈现家庭化趋势，随着流动人口总体规模的继续增大，青少年及老年流动人口的总量将不断增加。特别是就流动的老年群体而言，他们尚有一定劳动力，既有可能部分参与劳动力市场，又有可能成为家庭照顾者或被照顾者;然而目前这个群体尚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应有重视和学界的深入研究。
二、概念界定
(一)流动和迁移
国外的研究对于老年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有学者通过回顾有关文献指出，国外对于流动或迁移老年人的研究多集中在分析退休老年人的迁徙行为上(宋健，2005)，或是总结老年人口的个人、家庭和迁入地的迁移特征，以及老年人口迁移对迁入地的社会影响(张伊娜等，2012)。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特殊性，“迁移”系指户籍登记随着居住地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流动”则指的是户籍登记地未发生变化，而仅仅是居住地发生变化(周皓，2002)。两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其标准在于居住地的变化是否伴随着户口的变迁(宋健，2005)。《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指出，到2013 年末，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45 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4)。由此可见，流动人口所带来的问题在我国显得尤为突出。
(二)流动老年人口
总体来说，虽然目前我国专门研究流动老年人口的成果并不多，但其实已经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人口学、社会老年学、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等领域的文献中。这个议题牵涉了诸多学科，需要关注不同的方面。如果说，“老年人口流动”可以被看做一种社会现象，需要学界深入探讨它的社会意义及影响，相应地，“流动老年人口”概念可以从群体的角度来界定的话;那么我们同样需要研究这个群体的内部特征和发展变化趋势，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老年人口的流动，哪些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这个群体，从而为相关的政策和服务提供借鉴。
现有文献中对“流动老年人口”的概念界定较为简单，王世斌(2013)将“流动老年人口”界定为：离开原居住地流入到大城市生活而没有办理户口迁移的60 岁及以上人口。孟向京(2004)结合我国普遍的退休年龄，将“流动老年人口”界定为：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没有迁移户籍的流动人口。其他学者也多是从年龄界限的角度来界定“流动老年人口”。本文认为，如果需要综合考查不同户籍流动老年人口的情况，将退休年龄也考虑在内是较为适合我国国情的。
(三)老漂族
对于“老漂族”这一新词汇，目前还没有能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刘奇(2013)认为，“老漂族”是指，“为了照顾自己的生活或照顾孩子读书，一些青年农民工接到城里同住的父母”。很显然，这一概念界定并没有包括因为同样原因流动的城镇户籍老年人口。刘庆(2012)认为，“老漂族”也称“漂族老人”，特指人到老年还要离开故土家园到子女所在的陌生城市生活的那些老年人。其他类似的定义有“为了跟晚辈团聚或帮助子孙打理生活，不得不加入了流动人口队伍的异地老年人群体”(刘晓雪，2012)等。这样的界定与“流动老年人口”的定义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通过对不同概念的回顾可以发现，不同学者对于“老漂族”的概念界定仍有不同意见。本文认为，不能将“老漂族”完全等同于“流动老年人口”。“漂”字的使用体现了较强的无奈感和被动感，容易形成负面的标签效应和问题化视角。仅仅强调对于下一辈的照顾，会让“老漂族”变成“老保姆”，如果再加上在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多次往返，又会变成“老候鸟”。这样的视角对于我们理解流动老年人口的现状与未来都会带来一定的局限性。
三、流动老年人口的群体特征
(一)基本特征
现有研究多为利用地方性调查或人口普查数据而进行的研究。根据2005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1.5亿，其中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有近1.2亿(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6)。如此推算，6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应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具体到地区性的调查，孟向京(2004)的调查指出，北京流动老年人口以低龄、高学历、非农业户口老年人为主，具有夫妇双方共同流动、其子女有着较强经济实力、更多地是住在女儿家、多为三代家庭等特征。苗瑞凤(2012)对上海高校教工家庭中来自农村的老年父母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流动老年人口以低龄、女性老年人为主，具有以照顾小孩为主、子女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等特征。王世斌等(2013)通过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指出，广东省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和在流入地长期居留趋势明显，多数老年人属于省内跨地区流动，有接近一半的流动老年人在广州生活了5年以上，绝大多数是入住子女家庭。
目前尚无全国范围内针对流动老年人口的专门统计和研究，而仅从人口普查资料出发，其研究往往无法捕捉到某些对于研究流动老年人口有价值的详细信息。
(二)流动的可能性
老年人口流动的可能性包括流动的宏观原因和主观动机。
从宏观角度看，流动老年人口增加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的加剧。人口流动不只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这么简单，它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有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是一个动态过程。有学者总结出人口流动家庭化的两种形式会对家庭的分离与聚合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郭志刚，2008)。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站稳脚跟后，就会考虑安排子女随迁，随着核心家庭的稳定，父母也会被纳入随迁考虑的范围内。2011年，我国有近70%的流动人口同家人一同流动，在现居地户均规模已经达到2.5;2013年6-15岁子女随同父母流动的比例为62.5%，比2011年上升了5.2个百分点(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2，2014)。可以说，当前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乃流动老年人口产生的宏观社会背景。
从微观角度看，有一部分老年人流动到大城市是为了帮助子女照看孩子和照料家务(孟向京，2004;苗瑞凤，2012;王世斌等，2013)，也有一部分老年人是子女邀请来的(苗瑞凤，2012)。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老年人口流动具有一定的家庭聚合作用。特别是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后的子女一代已经逐渐进入生育期，出于生育、照顾等成本的考虑，身体状况较好的低龄老年人有着较大的流动可能性概率。调查显示，2012年生育的流动育龄妇女中，在流入地生育的比例为59.2%，比2011年上升7个百分点①。这种趋势是否会带来老年人口的流动值得研究。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强调家庭的美满和团圆，结合老年人口流动的现象，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情感动机下家庭共同体内的分工和支持，是传统与现实、感性与理性的结合。
(三)流动的可行性
老年人口的流动是如何实现的?这关系到老年人口流动的条件或是影响因素。国外早期研究中达成共识的是，退休年龄人口通常是从气候寒冷地域移往气候温暖地域、从大城市移往小城镇、从生活成本高的地区移往生活成本低的地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家庭结构与支持、经济和社会资源、住房拥有情况和社区情况等，被认为是影响老年人发生流动和迁移行为的重要因素(宋健，2005)。有学者指出，老年人口的流动基本上是个人和家庭理性考虑的结果，流动者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域因素是决定老年人口是否流动的三大主要动因(孟向京，2004)。张刚(2008)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人口学特征、居住安排、城乡性质和工作安排对老年人口流动的影响。
影响老年人口流动的因素有很多且不能排除各个项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影响。由于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因此可以提出一个假设：老年人口流动存在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成本和收益核算的综合结果便是流动的可行性，代价越大越不可能流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个人和家庭特别是老年人口做出迁移的决定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影响老年人口流动的宏观和微观因素，我们在分析流动如何真正实现时，还需要考虑老年人的自主选择。此外还要看到，老年人口流动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行为，其背后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四)生活情况和社会适应
随着老年人口流动现象的增多，相关的新闻也常常见诸媒体，流动老年人口的生活情况和社会适应就成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早期研究认为，大多数迁入或者流动的老年人口属于被抚养人口(周皓，2002)。而近些年对于流动老年人口的看法却发生了变化，流动老年人口更多地是以“照顾者”而不是以“被照顾者”的身份出现(苗瑞凤，2012;王世斌等，2013)。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原先我们对于迁移和流动的概念并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对于流动老年人口的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迁移老年人口和流动老年人口存在一定的区别(这方面目前还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社会适应方面，王世斌(2013)从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心理情感支持三方面分析了流动老年人口的社会支持情况，并指出，不管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流动老年人口面临的最主要问题首先是割舍不了的思乡之情，其次是医疗问题，“感到孤独寂寞”是城乡流动老年人的共同表现。在环境适应方面，农村老年人表现出更多的不适应，其社区参与度也较低。孟向京(2004)将流动老年人口遇到的这种适应问题形容为“客居感”，并认为流动老年人需要一定的情感寄托。精神生活方面，苗瑞凤(2012)的研究显示，近90% 的老年人感觉不满意，这与老年人及其子女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老年人不适应在城市子女家生活的原因，主要是源于老年人城市适应性的困难。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的社会成本迅速增加，无论是作为“被照顾者”还是“照顾者”的老年流动人口都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通常被认为相对稳定的老年人口如今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人口流动当中或从中受到影响。无论是参与社会和家庭分工，继续创造价值的老年人，还是追求安详舒适的晚年生活的老年人，都对城市的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卫生、社保和民政等系统应当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应对这一问题——要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目标，需要用优势视角来看待流动老年人口群体，即不仅看到老年人口流动带来的挑战，也要从中看到提升老龄服务水平的契机。
四、分析老年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生态视角
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观点来看，处于流动中的老年期可能会出现生命轨迹的一系列转换与连接，流动成为老年期这个生命阶段的新主题之一，社会变迁、生理老化和社会流动三条脉络结合在一起，形成流动老年人口这个群体。借鉴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笔者尝试总结出一套老年流动人口的分析框架，以流动老年人口为分析原点，流动性强弱为横轴代表流动的趋势，梳理出影响老年人口流动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环境因素以及与老年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社会议题。(见图1)
影响老年人口流动的个人因素包括老年人的健康情况、性别、心理特质、性格特征、工作情况(是否退休)、经济收入等;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成员流动情况、家庭关系、居住条件、子女情况(子女流动、孙辈出生等单独列出)、土地、固定财产等;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宏观文化政策、社会保障、户籍、人际关系及社会支持网络、公共服务和自然环境等。此框架中的诸多因素都对老年人口流动有着不同的作用方向，既有可能是推动力，也有可能是阻力。如图1所示，左侧因素偏向于固定，右侧因素偏向于流动，中部因素则有着两方面的影响，需要具体分析。流动的收益起着促进作用，流动的成本起着阻碍作用，两者合力作用的结果便是是否选择流动。一旦作用力的平衡被打破，就会产生流动，既有可能流出也有可能返回。因此，老年人口流动是一个动态过程。
我们可以尝试运用这个框架来分析三个案例。
案例1
W老人，男，72岁，农村户口，身体硬朗。2008年，W老人将家中的财产和大部分房屋分给三个成家的儿子，之后便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打工，为的是不给儿子们增加负担。他一开始在某小区做门卫，后来在一家饭店看管停车场，不久便将老伴也接到北京，同样也在饭店打杂。虽然老两口每月的工资并不高，而且大部分都用来给老伴看病和买药了，但是二老非常开朗，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挣钱自己花生活非常自在。
案例2
H老人，女，66岁，城市户口，职工退休，身体健康，儿子和儿媳在外省工作，收入较高但平时经常出差。2005年孙女出生后老人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儿子家，每天买菜、做饭、照顾孙女，但每年养老金年审时仍然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随着孙女逐渐长大，老人才逐渐有更多的时间回到家乡陪伴自己的老伴和其他子女。访谈中老人表示，这样的“双城生活”未来还会继续下去。
案例3
Z老人，女，81岁，城市户口，公务员退休，身体欠佳。老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退休后曾和老伴住到省城的干休所，后来老伴去世，自己身体情况又逐渐下降，于是又搬回了原来的城市，为的是能有子女在身边照顾自己。
以上三个案例虽然不能代表所有的类型，但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上文所言的分析框架。在案例1中，孩子各自成家成为老人流动的契机。在这个案例中，W老人的个人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对自主性的追求使得W老人的晚年生活非常独立并决定在古稀之年仍到大城市打拼;在案例2中，最主要的迁移因素就是孙女的出生(家庭因素)，老人作为一个重要照顾者迁居到子女所在城市，但是户籍制度和原生家庭的聚合力又会带来流动的阻力，造成了老人在两个城市之间有规律的移动;在案例3中，Z老人的流出和流入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照顾，由于老人的微观个人系统和家庭系统并没有很高的流动性，即使老人曾经因为异地养老而产生流动，仍然会因为阻力超过推力而选择回流。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完善，在流动的过程中，这些老年人的医疗、娱乐、社会支持等潜在需求都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
由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比老一辈有着更强的流动性。当本应作为照顾者的子女与进入老年期的父母分离时，在城市便形成了空巢老年人，在农村则形成了留守老年人。虽然这两类老年人的需要与困境现在已经逐渐为社会大众所认识，但是选择流动到子女身边的老年人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心。留下还是离开?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俗话说，“父母在处便是家”，流动对家庭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这不仅仅是家庭归属感的需要，更是家庭照顾的需要(实质是家庭内部劳动需要)，由此产生的变化复杂而微妙。而且流动老年人的“照顾者”和“被照顾”角色是相互依赖的而不是非此即彼，因此需要从动态、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五、反思与建议
“颐养天年”和“老有所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老年人生活的期许，前者代表着社会和家庭要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良好条件，后者则强调老年人仍然需要在老年阶段有所作为。一项关于低龄(60-69岁)老年人的研究显示，低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尚好，仍然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且以劳动收入作为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有着巨大潜力的人力资源(崔红威，2011)。对于流动老年人口而言，无论其参与的是社会劳动生产还是家庭劳动，都同样应当被视为一种光荣的劳动而受到尊重，其作用和贡献都是不容忽视的。当然也有学者指出，随着社会的剧烈变迁，我国悠久的尊老敬老传统和老年人不情愿地被弱化、被边缘化交织在一起，家庭层面的老有所为较为常见，但社会层面和个人价值层面的老有所为还需要各方努力(王思斌，2011)。如何将流动老年人口的“颐养天年”和“老有所为”很好地结合起来，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加以探索。
“流动的老年期”的背后是关于流动老年人口研究的新视角。
首先，流动的老年期强调积极看待老化和流动。老年人口流动带来的不仅是医疗等公共资源的负担或是社会抚养成本的增加，而且还会有家庭稳定性的增加和家庭服务成本的下降。老年人来到子女身边，同样也可以成为城市和社区的贡献者，而不仅仅是索取者。因此要积极引导流动老年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等活动，在丰富流动老年人生活的同时也可以为其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支持网络。
其次，流动中的老年期需要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的积极安排。尽管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但这仍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过程。在户籍改革呼声越来越高、城镇化进程进入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建立、老龄化程度加剧的当下，对相关社会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同时还应在社会服务的规划中予以考虑。由于政策的制定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当务之急是运用适当的社会服务方案，加大对家庭的支持力度，同时引入民间组织力量，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将流动老年群体也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范围之内。
最后，流动中的老年期应当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老年人口流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涉及人口学、社会学、老龄科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等诸多学科，又常常被隐藏在家庭的私人空间，因此需要对此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已有研究更多地是倾向于一种“问题化”叙述方式，忽视了个体的独特经历。实际上，老化并不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老年人依然拥有发展变化的潜力;因此我们需要从优势视角和女性主义视角看待流动老年群体，通过重述生命故事等方式，建构流动老年人口的生活意义，倡导社会尊重作为家庭照顾者的流动老年人口的劳动。
作者系：程雅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文章摘自《老龄科学研究》杂志 2015年第三卷 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