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我也终于能休息了。”
说这话的是段庆国，正经历丧母之痛。一个星期前，92岁的母亲心脏衰竭离世。悲痛之余，也有了上面这句话。
这并非是一出不孝的家庭伦理剧。或许，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还有很多，他们只是缩影。
5年前，段庆国的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逐渐忘记所有人的名字，慢慢地，不再言语，也懒得行动。2015年，老人终日坐在轮椅上昏睡，饮食起居都要依靠儿女。
在段庆国的记忆中，从2014年开始，他也逐渐崩溃。“在最开始的阶段，母亲能走能动，但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2014年时就片刻不能离开人了。最危险的一次，半夜里我听见母亲房间有动静，就出去查看一圈，没有发现异常，可回到房间一会儿就闻到煤气味，原来她到厨房把煤气扭开了，问她则回答‘要包饺子’。”这样的“惊险”，让段庆国和妻子不敢再把老人一个人放在家里。
“现在自己也快70岁了，养老金很低，一个月3000多元。你看看，我现在有生活质量吗?”段庆国苦笑着说。
当记者问及当初是否想过“以房养老”时，得到段庆国这样的反问:“到时候我们住哪去?”
此前，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孟晓苏表示，“以房养老”是一种金融产品，并不是一项政策。“眼下人们可能不会一下子都接受，但市场需求是有的。我国失能和半失能老人人数全球第一，丁克老人数量庞大，大中城市空巢家庭达70%，‘以房养老’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参与，它是为有需求的人提供的”。
但是，像段庆国这样的家庭，即使存在失能老人，“以房养老”也不能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出路。那么，养老院和居家养老方式怎么样呢?
段庆国说，他也曾经想过把母亲送到养老院，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按照我妈当时的情况，我们首先考察的就是养老院的医疗水平。”段庆国说，“经过实地考察发现，那些医疗水平可以比得上医院的养老机构，大都是两个甚至几个老人挤在一间很小的房间里，就像医院的普通病房，这样的环境太压抑了。”
段庆国告诉记者，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们曾去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家养老院考察。“建得像大观园似的，的确是个养老的好地方，但价格让我们望而却步。仅入住的担保金就要120万元，普通家庭哪能承受得了?后来我们发现，只要房间稍微宽敞一些，有专业医疗人员做简单医护工作的养老院，一个月起码一万元”。
钱是一方面，更让人郁闷的是，当听说老人患有轻微阿尔茨海默病时，90%的养老院都拒绝接收，“即使愿意接收的，我们咬紧牙关交钱，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上队”。
不可否认，现在养老院面临的困局是“公立的挤破头，民营的住不满”。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公立养老院和非公立养老院的竞争起跑线不一样。
“从投资方的资金来源看，目前的养老院可分为三大类:公立的，即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建立的养老院，享有应有尽有的体制内的财税优惠和其他资源，他们的问题是经营效率问题和立项的科学性问题。”郑秉文说，民办非企业兴办的养老院，享有部分政府补贴，经营成本较高，只能苟延残喘，由于不能抽回投资等限制性的政策，资金流入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规模难以扩大;完全由民间资本兴建养老院的政策刚刚放开，这是完全市场化的，没有任何财税优惠和政府补贴，是最困难的，他们没法跟公立的去竞争，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没办法，段庆国只能选择居家养老，于是就有了开头的感慨。
从各国实践看，居家养老是较为普遍的养老模式。然而，我国目前的居家养老环境亟待完善。
在郑秉文的观点中，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才是根本，同时建议“在十三五期间尽快把五中全会提出的‘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工作抓起来，免得各地政府碎片化的介入和引入五花八门的护理制度，等到遍地开花的时候就难以用中央的统一政策去替代”。
法制日报 记者 赵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