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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典型养老模式国际与我国的对比分析
2014-04-08 09:52:09   来源:   评论:0 点击:

老而弥坚、老当益壮,当然值得称颂。可是当垂垂老矣,人们需要面对更多的恐怕是病痛与孤独。

  

  老而弥坚、老当益壮,当然值得称颂。可是当垂垂老矣,人们需要面对更多的恐怕是病痛与孤独。当我们老去时,任何人都希望拥有强大的经济后盾。而在几千年东方文化浸淫下,我们更希望能儿孙绕膝。做好经济和精神上双重准备,才是解决养老首当其冲的关键。而现实看来,养老形式越来越严峻,养老终究还是一个沉痛的话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养老方式、养老模式的改变和调整”,会面临“家庭养老的弱化和自我养老的强化”。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提高的过程或全部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的过程。按照国际上常用的衡量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这个国家即为老龄化社会或老年型国家),中国早在2000年即已迈入了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 7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 26%,65岁及以上人口为1. 1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 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 91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较快。

  老年人增多,高龄比例加大,就意味着需要别人来照顾的老年人规模不断扩大,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预计到2023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将会超过少儿抚养比,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抚(赡)养的重点将由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具体而言,中国老年人口的抚养比1982年为13%,2000年增加到15.7%,2020年上升为25%,而2050年则剧增至45%。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必然会增加对社会照料的需求,目前我国在老龄化、计划生育导致的家庭结构变化的社会背景下正在逐步形成一些养老方式,在养老方式形成的过程中理论研究者给出的理论分析是:国家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既承担着政策指导作用,同时,也有对养老方式构建的引领作用。由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几种典型的养老方式,以便了解各种养老方式背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因此所决定的养老方式也不同。

  法国:完全型社会养老

  法国成为老年型国家已有136年的历史。相对其他西欧国家法国老年人口比重高,总供养系数大,人口预期寿命长,法定领取退体金年龄低。法国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退休人员增加,公共退休金支出加大。法国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增加用于老年人的支出;

  2.鼓励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3.鼓励生育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

  4.吸收外籍年轻工人入境,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

  5.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在养老设施上,法国人忌称养老院,而称公共机构。这种为老年提供居住方便的福利设施,大体上可分为四类,即收容所、老年公寓,护理院和中、长期医疗医院。对低收入的老年人国家还给予福利费用予以补贴。收容所设在社区,使老年人不脱离社会。

  瑞典:福利型养老

  瑞典是“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的国家,又称“北欧福利模式”的创始者。该模式有六原则:

  1.普遍性的福利原则;

  2.有一个强大的公共执行部门;

  3.以国家税收作福利基金的来源;

  4.公民和居民享受福利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5.待遇人人平等;

  6.有较高的社会津贴水平。

  养老保障是瑞典福利政策的重点之一。瑞典老年福利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使老年人有可靠的经济收入来源、良好的住房条件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并有机会参加各种有意义的社会活动。

  美国:社区—国家型养老

  美国是1944年成为老年型国家,老龄化发展速度比法国和瑞典快,比日本和英国慢,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美国老年人口比重在七大工业国中是最低的,美国老人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很少,在丧偶的老年人中,与子女同住的母亲比父亲多两倍。有成年子女的老人与子女的联系很频繁。美国的家庭属于核心型,三代同堂的很少,不到家庭总数的3%,但老人住养老院的仅占老年人数的5%。

  美国设有老年保险为强制性保险、老年医疗保险、老年医疗救助。老年人养护之家收患慢性病的老人、家中无人照顾和护理的老人,养老院、老年公寓对老年人退休后的再就业给予鼓励和帮助,1967年制定《禁止歧视老人就业法》,1978年由总统签署《未满70岁不能强制退休》的法案。美国人的养老方式偏重于社区照顾,同时国家为老年人提供各项保险,应该属于社区—国家型的养老方式。

  英国:“从摇篮到坟墓”养老

  英国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末继法国、瑞典和挪威之后成为进入老年型社会的国家。英国的老年人普遍认为子女有自己的生活要料理,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应当互为拖累,应彼此为对方做出牺牲。在这种广为流行的“自己家的钥匙自己管”的观念下,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同住率很低。在英国,老年人享受公费医疗,有专门为老年人设置的“老年人医院”,英国的医疗机构与社区结合,配备老年人健康访问员,按照医师的建议与指导定期到老年人家中探视,提供治疗、康复、营养等方面的建议。此外还有家庭服务员,提供饮食服务、办老年人俱乐部等等。英国人退休年龄为男70岁,女65岁以减少福利开支的不足。英国人的养老方式属于社会福利型、社会与社区结合的方式。

  日本:家庭—社会型养老

  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日本是进入老年型社会最晚的国家,但是日本在成为老年型国家以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之快,在发达国家中名列首位。日本由于东方的传统文化和长子继承父业的习俗,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较多。随着工业发展传统大家庭逐渐解体,核心家庭增多,家庭规模缩小,不少老人与子女实行分而不离的方法互相照顾,有些进入80岁才与子女同住。日本政府于1986年发表《厚生白皮书》要求建立以个人自立、自助为基础,家庭和社会为依托,国家为后援的“健全社会”。1995年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在《重新构建社会保障体制》的报告中,正式建议引入护理保险,保障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护理服务需要。日本人的养老方式属于家庭—社会型的,这和日本受东方文化影响有关。

  中国:家庭—社区型养老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比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晚了许多年,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显现出比发达国家速度快、来势猛的特点。不仅如此,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还表现为超前于经济发展。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弱,准备不足。而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同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之所以如此之快,是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人口老龄化发展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导致老年赡养系数和总供养系数上升。在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核心化以及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一方面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增多;另一方面家庭照料老年人的资源逐渐减少,需要通过发展社区服务来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是我们的历史选择。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程度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中国人的养老方式显然属于家庭一社区型。

  一定养老模式的产生、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就中国社会的情形而言,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产物。为什么农耕经济造就了家庭养老呢?学者李晶认为,“自古以来,传统中国社会的生计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的特点是需要靠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来共同运作的,而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正好符合了这种小团体的要求,因而家庭就成为传统中国社会里最重要的运作单位”。这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得家庭不仅成为生产单位,也成为养老的单位。在这一生产方式下,“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除了维持家庭成员的生存需要外,它的剩余产品和积累留在家庭内部。到了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家庭成员主要是子女理所当然地应负责对老人的经济赡养。又因为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共同生活的群体,因而家庭成员还担负着对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与此同时,农耕经济还产生了家庭养老的文化伦理基础,即崇老文化、孝文化。

  不过,当近代中国走向谋求现代化的道路之后,上述农耕社会的种种经济背景却发生了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日益加速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严重冲击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现在,很少有家庭还具有生产的功能,绝大多数家庭成员已融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洪流中;即便在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也越来越弱,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村中青年人获取经济资源的重要途径;而家庭生产功能的弱化又削弱了父辈对子女的控制,从而使家庭养老的实施也变得困难起来。与此同时,“少子老龄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也使得养老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另外,人口迁移(包括流动人口的流动)拉大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居住距离,这使得老年人的照料问题因人力资源的缺乏而趋于严峻。凡此种种,亟需养老方式、养老模式的改变和调整。

  现代社会也为老年人的自我养老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更棒的身体,更高的文化程度,更多的收入,更少的子女,更多自己的发展时间和空间等。在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随着父辈退休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子女给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会降低,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功能在未来也因此会减弱。而父辈的每月总收入(主要表现为退休金收入)同时也是影响城市老人是否有养老储蓄的因素,不过在这里它是一个正向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加,城市老人有养老储蓄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因此也可以预测,随着父辈收入的不断增加,城市老人有养老储蓄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因此自我养老的经济供给功能在未来会强化。将来,中国式养老会呈现,退休人群收入的增加(社会养老的强化),同时还伴有家庭养老的弱化和自我养老的强化。(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薛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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