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机构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与前期规划设计不细致有关，我们希望《规划》能够更全面细致地解决这一问题，提高养老机构床位的利用率。”北京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李红兵说。
为实现北京市养老服务资源的均衡分布和养老机构在区域间的科学布局，北京市政府正制订《北京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届时将对北京市养老机构进行整体规划，在空间布局、床位设置上给予指导;养老设施建设也将以指标形式纳入城市社区和居民区的建设计划中，以保证市区老人就近养老。
床位供需失衡
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北京床位紧张的养老机构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六区”，即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具有品牌优势的北京市属的4家养老院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汇晨老年公寓的养老机构床位都十分紧俏，排队现象严重。其中，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老人排队人数高达1万多人。
目前，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有1100多张床位，按照这一比例排队的老人至少需要十几年后才能排到。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确是远郊区县、民办养老机构床位的相对宽松，甚至床位闲置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在之前的走访中发现，乡镇办养老院普遍存在位置偏僻、环境脏乱差、设施缺乏、护理人才匮乏等特点。在这一情况下，老人不愿意前往，乡镇办养老院就缺乏收入，资金不足就难以改善环境。积弱难起的乡镇办养老院陷入了恶性循环。门可罗雀的现状让2万多张床位成为了闲置的资源。
2010年公示的《北京养老设施专项规划》也曾指出：“城六区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均高于远郊区县。但城六区拥有的养老床位总数和百名老人床位数均低于远郊区县。”高空置率的远郊床位不止乡镇办敬老院，还有民办机构。
民办养老机构由于自身高额的拿地成本和运营投入，大都选择在远郊建设。比如在昌平的北京太阳城以及位于河北燕郊的燕达国际建康城，然而交通的不便、设施的不完善、远离市区的孤寂、医疗保险的难题，让这些高投入的民办养老机构难逃“高空置率”的尴尬。
“政府把钱投资公办和民办建立床位的比例将近1︰3，政府把钱全部投给公办，客观上加剧了城区养老床位数的不足。”北京朝阳区寸草春晖养老院院长王小龙说。
以上述北京市属养老院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例，由北京市政府掏钱兴建，又添设备、又雇人，甚至提供运行经费。自然具备环境好、位置优、价格低的条件。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信息显示，2005年，由于该院原有设施已无法满足社会养老需求，北京市当年正式启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扩建工程。该工程总用地面积23500平方米，新增床位500床，总投资1.47亿元。算起来，这笔资金摊在每张床位上是29.4万元。
而据王小龙介绍，对民办养老机构来说，1000万元能建设100张养老床位。也就是说，如果1.47亿元投给民办养老院，民办养老院能够增加1470张床位。
业内专家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表面看起来是因为远郊区县养老机构自身环境差造成的，根本原因则是政府资源分配不均、政策扶持偏差所致。
提高床位利用率
一边是严峻的养老床位需求，一边是大量的闲置。这一状况推动了《规划》的出台。
李红兵透露，今年北京市民政局正在开展郊区乡镇敬老院调研工作，拟通过改善软硬件条件、推广“公建民营”等模式改善乡镇敬老院经营环境，提高床位的使用率。
另外，北京市民政部门表示，2013年，北京市将开工建设养老床位1万张。民政部门拟对已有的2万多张乡镇养老院床位进行改造，提高其床位的使用率。
“2万多张床位改造、新增的1万张床位，都将根据《规划》布局安排，实现养老床位的有效利用。”对于新增的1万多张养老床位，北京市民政局相关人士表示，一定会引入社会力量。至于社会力量投入比例以及政府是否补贴，将会随后公示。
上述专家指出，政府在规划北京市养老机构时，不论是出手大方的福利性质的养老院、还是门可罗雀的街道、乡镇养老院，现行的公办养老院模式都不值得推崇。这是因为政府在提供养老福利服务的同时确实存在许多弊端，比如管理体制僵化、缺乏竞争、高成本低效率、资源浪费严重等。对于这些问题，非常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和弥补。他建议政府在提高乡镇空置养老床位的同时，应把更多精力和资源倾向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
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处长李绍纯、副处长余翰林在2011年发表的《大民政小政府大社会——论适度普惠制度下政府与民办养老机构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指出，“现代养老福利事业供给主体的角色结构应该是‘国退民进’、‘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养老福利服务的供给中民间力量应占主体地位，政府居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
来源：中国房地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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