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春秋时期的一则故事，属于孔门往事。子贡是孔子的学生，他出生在卫国，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子贡经商成功，所到之处与王侯分庭抗礼，是孔子弟子中最有钱的人。《孔子家语》里记载了一件子贡和孔子的故事，梗概如下：
鲁国鉴于国人很多人成为诸国各国的奴婢(当时称作“臣妾”)，所以制定了一个法律，凡是有人能够从诸侯国把鲁国人赎买回来，变奴婢身份为平民身份，那么都可以从鲁国的国库里获得一笔不菲的奖金。子贡有很多机会到各国去，所以赎买了一些鲁国人回来，但是当鲁国按规定要给子贡发放奖金的时候，却被子贡拒绝了。
子贡是大商人，他帮助鲁国人摆脱奴役，助人为乐，高风亮节，他才不在意鲁国的奖金呢。但是，子贡拒绝奖金的事却遭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子贡做了一件错事。圣人做事，为的是移风易俗，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执行，而不是仅仅自己能够做到。现在的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如果认为赎人而获奖金则不廉洁，那么哪里还有赎人的金钱呢?今后，鲁国人不会再去诸侯国赎买奴婢了。
子贡是有钱人，他可以不要奖金，或者在他看来，做了好事而接受奖金，则动机显得不纯，为了获得奖金而去做好事，有不廉洁的嫌疑。所以，子贡很潇洒地拒绝了奖金。但是，孔子的看法与学生不同，他的眼光更远。孔子认为，为了赎买奴婢这件大事，接受奖金是正常的，即使是有人赎买鲁国奴婢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奖金，也应该获得鼓励，因为穷人很多的鲁国，只有更多的人接受奖金，赎买鲁国奴婢的事业才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子贡的错误在于，赎买奴婢而不接受奖金的行为不具有普遍实行的可能性，而且因为他拒绝奖金则会导致鲁国的这项良好的政策设计破产，拯救鲁国人的目标无从实现。因为后来人在子贡的行为面前，如果继续接受奖金，则显得自己的人格不如子贡，如果不接受奖金，则自己的财力又足，于是更多人的最后选择只能是放弃赎买鲁国人在各国的奴婢。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主题，那就是政策与人性。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人性的存在。人性有善恶之别，更有善恶之说，政策的基础既不可以人性本善为着眼点，更不可以人性恶为着眼点，而应该导人向善。承认人性有不足，承认人性或好利，只要目标良善，就该推奖。从这点观察，鲁国的赎买奴婢的政策设计是良善的，解放奴婢当然是善举。孔子对子贡的批评，证明孔子的人性观具有现实主义立场，他更看重鲁国政策的良善，犀利地注意到子贡行为的破坏性。
在重大是非问题上，国家是不可缺席的，而用政策引导社会行为，则是国家的应尽义务。古代中国，国家经常倡导“以孝治天下”，而这个倡导从来不是仅仅限于舆论呼吁。唐朝的赋役制度中规定，家中有年龄80岁的老人，国家给“侍丁”一人，90岁，则给侍丁二人，百岁则给侍丁三人。侍丁是一种身份，拥有这种身份，则不用再为国家服役，而在唐朝，服役对于百姓而言是一种比较沉重的负担。唐朝的这个制度安排，以国家放弃重要利益为前提，为的是更好地推行孝道。唐玄宗的时候，发现社会上存在这种情况：有的人家为了规避赋税，虽然父母健在，也分家单过，这显然与孝道相违背。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政府发布命令，如果一家之内有十丁，其中两丁放免“征行賦役”，如果有五丁，则放免一丁，这样，百姓为了其中的利益就会“同籍共居”，社会风气也会改善。所谓“征行賦役”，就是百姓对于国家所承的各种负担。唐朝没有下令让百姓必须与父母同居，而是利用政策进行诱导，而前提依然是国家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利益。
必须承认人性的不足，利益取向对于社会而言，往往是基本动力。政策设计的主体是国家，国家为了鼓励良善的道德趋向，动用利益杠杆是理所应当的，而为了善举而让利于民，对于国家而言是有多重利益的。从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到唐朝的鼓励孝道，我们看到中国传统中的政策与人性关系的演进，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可为之事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