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那些事儿：我们来看看北大院长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分析，虽然引用的数据有点老，但整篇文章还是值得一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已经得到了共识，如何应用人口老龄化，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导读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失能老年人口数量超过1000万人的国家，这将给养老、护理等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十分严峻，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劳动力供给格局、社会保障体系、传统家庭结构等都造成持续冲击。能否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和谐发展之间的关系，关系到我国未来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以及人民群众的福祉。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数据，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3.3%，比2000年上升21.9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8.9%，比2000年上升1.9个百分点。从最新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14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1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8亿人，占比10.1%，首次突破10%，说明我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状况来看，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老年人口规模大且发展速度快。目前，我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上亿人口的国家。从老年人口发展速度来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转入老年型仅用了约18年的时间，而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即使老龄化程度很高的日本也用了25年，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老龄化发展十分迅猛。
高龄化现象显著。1982～199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大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速;1990～2010年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世界上发达国家基本都是在经济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即“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我国却是未进入经济发达阶段的情况下，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即老龄化呈现“未富先老”的特征。例如，美国194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为8832美元;英国于193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为22429美元，日本于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为15162美元，韩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为12778美元;中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只有1128美元。
人口老龄化发展不均衡。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呈现城乡、区域及省际之间的不均衡特点。从城乡差异来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城乡倒置的趋势，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始终高于城镇;从区域差异来看，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东部地区逐渐放缓，中西部地区不断加速的态势，而伴随中西部劳动人口向东部流动，这种态势将进一步加剧。
失能老年人口数量较多。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失能老年人口数量超过1000万人的国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发展蓝皮书(2014)》的数据显示，我国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口已高达3750万，这将给养老、护理等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分析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形成并非源于单一原因，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自从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综合生育率迅速下降，在缓解人口总量增长压力的同时，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为了实现代际人口平衡，总和生育率一般需要维持在2.1的水平，然而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不足1.5。低水平的生育率助推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
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加重人口老龄化程度。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快速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改革开放初期增加到68岁，2010年延长至74岁，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促使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重。
三次生育高峰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导致老龄人口叠加效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出现过三次生育高峰，分别是1949～1957年建国初期的第一个生育高峰，1962～1970年自然灾害过后的第二个生育高峰和1981～1990年的第三个生育高峰。这三次生育高峰将在未来演化成为三次老年人口的增长高峰。由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后一波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步入退休时，上一波高峰期出生人口仍然健在，由此产生老龄人口叠加效应，预计2050年前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间接推动人口老龄化。在我国，城乡之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水平都存在较大差距，因而伴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生育意愿与生育率水平逐渐降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得到延长，从而推动人口结构的变化与老龄化的进程。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对人口老龄化造成一定影响。根据统计数据，1982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1990年上升到111.14，2000年上升到116.86，2004年创历史最高纪录121.18。其后的几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在120上下波动，2008年后连续小幅下降，2010年下降至117.94。此后几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在高位徘徊。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导致部分育龄人口难以组建家庭生育后代，这将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对目前的中国来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供给方面来看，人口老龄化将改变导致劳动力供给格局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带来劳动力资源短缺、劳动力老化等问题，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同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队伍的大龄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技术的更新与进步。从需求方面来看，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未来需求乏力，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活力。
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结构性劳动力短缺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劳动力稀缺性将上升，企业会倾向于向技术、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这将对劳动力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在我国1～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人口仅占到约30%，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人口仅占约5%，这说明目前我国劳动力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与此同时，企业在向技术、资本密集型方向转型过程中，会放弃一部分低质量的劳动力，从而致使未来出现大量低素质劳动人口无法实现就业，而高素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即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问题。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对我国未来养老保障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根据全国老龄委的相关研究报告，2011～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增加160.7%，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4.2%，老年抚养比由19.7%上升到67.8%，养老负担增加2.4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养老金支出压力不断增加。若按保持养老金合理增长的基准方案测算，2050年养老保险资金总需求将占GDP的11.6%左右，比2012年增加近两倍，这表明我国养老保障的压力将大大加剧。此外，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和随之而来的疾病谱的转变，将导致我国的疾病经济负担和医疗服务需求急剧增加，带来巨大的医疗费用压力，这将给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家庭结构，由此带来了诸多社会性问题。我国奉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微观层面上，逐渐形成了“4-2-1”的中国特有的家庭模式。这种家庭模式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家庭养老负担问题;其次就是家庭的生育问题，由于“4-2-1”家庭的养老负担十分严重，加上生活、教育成本居高不下，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少生晚育。虽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然而，究竟有多少适龄人口选择生二胎依然存疑。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为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成因及影响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积极提升劳动力人口素质、适时延迟退休年龄、转变农村劳动人口身份以及调整人口迁移政策以吸引外国劳动力等方式，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给劳动力供给格局带来的冲击。
首先，应逐步调整现行教育体系，提高劳动力人口的质量与素质，减缓人口老龄化的冲击。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的迅速发展，劳动力稀缺性将逐渐上升，企业将逐步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型，这将对劳动力的质量与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为减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这一冲击，应逐步调整现行教育体系，将发展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
其次，应在延迟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实行更加具有弹性的退休制度。从宏观层面来看，适时延迟退休年龄可有效缓解未来劳动力格局出现结构性短缺的压力，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险金收支不均衡的压力。从微观层面来看，适时延迟退休年龄可提高家庭劳动力供给水平，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下“4-2-1”家庭养老负担过重的压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正式提出了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建议，在具体政策实施上，可以考虑在此基础上实行更具弹性的退休机制。国家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针对就业和劳动力人口、收入分配等多项因素来制定弹性退休政策。
再次，应转变农村劳动人口身份，提高其工作稳定性与雇用时间，以改善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局面。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劳动人口处于就业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一方面体现在就业机会的不稳定，即该群体的失业风险较大;另一方面体现在职业流动性较大。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劳动人口工作的不稳定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因而，应积极通过公共政策推动农村劳动人口身份的转变，提高其工作稳定性和雇用时间。
最后，应适度调整国际移民政策，降低对高技术人才引进的门槛，吸引国外年轻劳动力，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压力。具体来讲，在移民条件上应着重体现专业化和年轻化，在技术级别、工作年龄、年龄等多方面对申请者进行考察和评估。值得注意的是，在放宽移民政策的同时仍要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非法移民，以避免其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应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社会化养老支持体系，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将给我国未来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
首先，应逐步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建立多层次养老服务机制，将提升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作为改革的重要方向。具体来讲，即通过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参数性改革或结构性改革，实现保障资金收支的长期均衡，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同时还要积极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充分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补充作用。另外，应逐步建立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形成全社会合理的养老格局。
其次，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健康保障的挑战。重视对老年人口的健康保障，加大力度建设完善老年健康支持体系。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逐渐延长，社会疾病谱逐渐从以急性病、传染病为主转向以老年慢性病为主，对应地，健康服务也从医院治疗模式逐渐向健康维护模式转变，这要求未来健康服务资源投放重点由疾病治疗向预防保健和后期护理过渡，逐渐实现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的转变。
第三，应在全面放开生育管制的基础上，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建立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的长效机制。
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全面实施二胎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策实施效果不如预期，其原因主要集中在生育成本昂贵和生育意愿不强。因此，今后应在全面放开生育管制的基础上，还应着重考虑实施降低生育、抚养成本的措施，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具体来讲，一是应考虑为新生儿提供成长教育账户，即从新生儿出生开始成立单独账户，专门为新生儿在教育阶段的支出提供资金支持。该账户可采用个人账户形式，采用父母和政府按比例共同出资的筹资方式，以完全基金制为基本运行模式。账户可交给专业的商业保险公司管理，采取市场化运营，保证账户资金的保值增值，以保证儿童成长阶段的绝大部分教育支出。对于父母缴纳部分可以实行一些免税措施，以鼓励父母采用这种方式为孩子提供教育保障。二是应考虑成立规范化、全面化的儿童生活场所，减轻父母培养子女的压力和负担，为孩子营造一个安全、舒适成长的环境。总而言之，应在全面放开生育管制的基础上，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的性别与年龄结构，建立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的长效机制。
作者孙祁祥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南军为北京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