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是关系国家民族发展全局的命题，也是到了一定时候需要果断决策的重大现实问题。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标志中国生育政策朝着新阶段的正确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由于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滞后了若干年，“单独二孩”政策还达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使生育率逐步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尽快放开二胎生育。实际生活中，这一举措将仅涉及我国城镇“体制内”人群中的适龄人口，基数仅几千万对夫妇，并不会出现这些人同时马上生育的局面，却可产生近期提振一部分居民消费、长期缓解人口结构矛盾等方面的正面效应。
长期低生育率将带来严重后果
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可通俗理解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约为2.1。由于中国出生男女比例和女孩死亡率均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更替水平需要更高一些。根据近年数据估算，要使我国的更替水平在2.2以上，即每个家庭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保持孩子数量与父母辈相比不衰减。
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1.26、1.23，即使生育率被低估10%，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就算是按有学者所称的2013年上升为1.7，也仍远低于更替水平。
不仅如此，当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明显偏低。近年来的多次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生育两个孩子，而平均生育意愿是1.7到1.8个孩子。比如，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和1.60。未婚育龄女性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6，明显低于已婚育龄女性的1.76。
更需要注意的是，实际生育率通常要低于生育意愿或者理想孩子数。比如，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却都不到1.45。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实际生育率与生育意愿的差距有可能越来越大。造成这种差距的既有不孕不育等生理原因，也有经济和社会多种现实压力的原因。
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首先是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大为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持续恶化一个时期，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的活力与社会的和谐。
其次，长期低生育率会削弱中国经济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受到制约会显著下降。过去20年，日本企业创新活力和创业活动下降，使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人均收入相对其他发达国家不升反降，而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和衰减被认为是日本经济萎靡的重大原因之一，这是非常值得警醒的教训。
第三，长期低生育率会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危及“中国梦”战略目标的实现。在改革开放正确路线指导下，中国依仗全球第一的人力资源和庞大的人口市场规模潜力，在几十年内迅速成为新兴制造业大国，并有望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按现在的趋势，中国将较快地失去人口优势，发展的后劲堪忧，“伟大民族复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可能由此遭遇挑战。
政策效果低于预期，需要再调整
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国家卫计委预测实施后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而根据国家卫计委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单独二孩申请人数只有106.9万对夫妇，真正的出生人数仅为47万人。而且，目前70后女性正在快速接近生育结束期，她们中的很多人无法受益于单独二孩政策。每拖延一天放开生育，就将会给大量家庭带来终生遗憾，还会埋下更多“失独家庭”式的人伦惨剧的潜在威胁。因此“单独二孩”的渐进优化是迫切和合理的。
把二胎放开，不涉及现在城镇体制外人群里早都已经达到和超越的上限。比如农村，非常明显，早就二胎化了(至少二胎以上)，少数民族地区更不用说，城镇体制外人员也早已经两胎，比如公众关注的演员，子女很多都是二胎以上的。真正控制的其实是体制内有“双开”硬约束的人群，充其量是一亿多人，而且这个人群里真正适龄的有生育能力的人群，则要调减规模至几千万人而已。对于有人担心的婴儿潮、人口骤增压力、有冲击力的人口总规模反弹，可以有把握地说，不可能出现。放开二胎只会带来一系列正面效应，比如短期内，这样的人口政策及时跟进调整措施，会有提振消费的作用，因为体制内的这些人大致处于中产阶层，他们有了第二胎，家庭有变化，显然在消费方面会升级，决不只是简单增加了一些消费品的问题，在改善性住房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升级模式。中长期的好处就更值得考量了。
现在越来越无可回避的现实是，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的老龄化现状，明显带有“未富先老”的特征——我们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不久，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就迅速表现出来。人口政策应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目标，这就需要将我国生育率提升和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另外也应最大限度有利于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由于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超过20年，迫切需要进一步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并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当下对于循序放开二胎生育的政策，不可再拖延不决，应及早明确这一政策调整并进入实操。
放开后将带来中长期正面效应
从中期来看，放开二胎可以缓解中国社会中引人注目的一些不利于和谐的因素，包括心理上的焦虑因素——中国已形成了几百万人口的“失独”群体，这样的隐患需要我们整个人口政策体系高度关注。
长期来看，人口政策及时调整可早一点使中国社会进入对冲人口老龄化压力的状态，这非常有必要。现在有些部门和学者认为，哪怕现在放开生育，也不会很快冲掉未来十多年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话说得太不负责任——不能因为现在马上放开也不会产生短中期对冲老龄化压力的效应，就可以不放开，就可以拖延这个事情。现在不放开二胎，未来要校正人口结构的不利局面，将更加积重难返。“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我们不求万世之谋，至少应抓住看得如此清楚的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谋。
笔者所在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以数据分析及理性讨论的论据强调了这样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概念——在中长期方面，中国老龄化的压力不只是一般意义的老龄化。我国在2010年前已进入65岁以上人口占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0年前后将进入上述占比达20%以上的“超级老龄化社会”。当前，有必要鼓励大家理性讨论问题，以观点的交流和碰撞来共同寻求对真理的接近，以及在理性讨论形成一些基本认识之后，积极形成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推动方方面面凝聚共识，来从人口政策和相关的社会政策优化方面及时动作，化解中国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后的老龄化社会的凸显矛盾，能够如愿走出一个人口结构渐趋优化的轨迹。
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贾康
关联阅读：
“超老龄化”重压日本社会
核心阅读
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正成为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社会负担加重、经济活力降低都与老龄化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对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仍一筹莫展，有专家建议日本放宽移民政策，但这一建议目前还很难实施。
家住东京的增田先生今年66岁，去年刚刚从一家建筑设计公司退休。虽然和曾为教师的太太都有着不菲的退休金，但他仍不时去日本各地出差，做一些技术指导工作。“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9岁，我要趁着健康为以后的生活多做准备。”
日本总务省最新的数据显示，2014年度65—69岁的老年劳动者共约374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0%。65—69岁老年人就业率为40.7%，创39年来的最高纪录。
增田先生属于日本典型的“团块世代”。所谓“团块世代”是指出生于1947—1949年的“婴儿潮”一代，他们是创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奇迹的主力。“团块世代”在2014年全部进入退休年龄，成为日本社会老龄化的又一个拐点。
社会保障不堪重负
日本是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截至2013年10月，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2012年，日本成人尿布市场零售额首次超过婴儿尿布。按照联合国定义，当一国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20%，即进入“超老龄化”。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由一名老人照顾另一位老人的“老老护理”家庭，已经超过了日本家庭总数的一半。
伴随老龄化的还有人口总数减少。日本总人口数从2008年起连续下降。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日本人口自然减少约26.9万人。其中，新生婴儿约100万人，创历史新低，而人口死亡数创下战后新高。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2030年日本总人口将由2010年的1.28亿人跌至1.17亿人，2050年继续跌至9708万人，老龄化率将分别上升至32%和39%。
老龄化最直接的后果是社会保障负担越发沉重。日本拥有全球最高的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总额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多。财政支出的三成以上用于社会保障。老年人口赡养比(20—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应赡养老年人口之比)是衡量养老负担的重要指标。1965年日本9.1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老人，2012年变成2.4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老人，而到2050年将变成1.2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老人。
经济创新动力渐失
由于劳动人口减少，且不断向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几个大城市集中，导致日本多数地方经济长年不振。由原总务大臣增田宽也领衔的民间研究机构“日本创生会议”去年发布报告称，到2040年日本全国1800个自治体(市区町村等各级地方政府)中的将近一半或因人口减少而面临消失。
日本北海道有一座叫夕张的城市，因2007年“城市破产”事件被世人熟知。夕张早年以煤炭开发兴盛，在1960年人口巅峰期，约有12万人。而到了1990年，人口跌落到2.1万人。就在这一年，当地最后一家煤矿厂倒闭，最后一批矿工远走高飞。人口自然死亡以及大规模破产倒闭事件，又让这座城市人口减半，目前该市只剩下不到1万人。
夕张是日本居民最年迈的城市。2010年它的居民平均年龄为57岁，2020年预计将上升到65岁。在夕张，与每一个婴儿出生相对应的是12个人死亡。从1998年到2012年，夕张的人均税收下降了将近1/3。
日本丽泽大学清水千弘研究室最近出版研究报告认为，“夕张现象”是日本进入超高龄社会的写照。由于人口减少以及养老负担加重带来的支付能力下降，2040年日本全国地价平均将下降到2010年的1/3左右。日本要维持现有地价水平，必须将劳动年龄标准从现在的64岁提高到74岁。也就是说，到75岁才可以领取退休金。
超老龄化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活力。日本于1995年前后进入劳动人口数量减少时期，与泡沫经济破裂进入“失去的十年”在时间上高度重合。研究显示，日本社会近年创新动力降低也与日本人口结构老化密切相关。
“抗老”处方难见成效
2013年6月，大阪一名70岁的妇女用刀刺伤90岁的丈夫，原因是老伴卧病在床15年之久，她实在撑不住“地狱般”的看护责任。虐待老人、照顾者自身积劳成疾等社会问题频发。
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显示，日本护理人员的数量预计在“团块世代”达到75岁以上时的2025年出现30万人缺口。截至2014年3月，约有52万日本老人等待进养老院，其中24%从5年前就已经开始排队。
“日本创生会议”6月4日发表的一份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建议书提出，鉴于今后10年内东京首都圈75岁以上老人剧增，希望将老人们移居到医疗、护理设施及相关人才较为充裕的富山市和鹿儿岛市等26个道府县的41个地区。
富山市是典型的老龄化人口流出地区。从2005年起，该市根据老龄化时代人口“回归市中心”的趋势，重新规划城市布局和基础设施。通过老人免费乘坐公交、改闲置学校为老人健身房等措施，鼓励人口向市中心集聚。该市市长森雅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打造一个可持续的“宜老城市”。虽然富山市仍面临自然人口减少的现实，但近年来从其它地方迁入的居民正在增加。
不过，也有地方政府对移居计划表示谨慎。神奈川县知事黑岩祐治认为，“勉强使老人移居到地方令人感到不自然。”
年轻女性被赋予了更多期望，日本政府不仅希望她们更多生育，还在3年前出台计划鼓励她们在生完孩子后继续工作。然而，阻碍日本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的不仅是孩子，还有老人。据日本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过去5年，为了照顾家中老人，超过48万名日本人不得不辞职或改换工作，其中约八成是妇女。
一些学者建议日本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外国年轻人填补劳动力缺口。但在这个长期以单一民族为主的国家，目前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人民日报》( 2015年07月21日 2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