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1月初暂停入住登记，媒体所封的“北京最难入住养老院”一床难求的状况其实并不新鲜。而另一边，北京市朝阳区向寸草春晖老年心理服务中心支付了2 0万元，以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这个民间组织将在春节后介入原由社区居委会负责的养老服务，力图“把养老回归家庭”，还为新服务设计了会员制。
公办机构养老，高端还是托底
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等待入住要100年”的新闻，引发了人们对养老机构床位缺口的担忧。其实至少两年以前，该院一床难求的状况即已出现，在今年初暂停入住登记之前，媒体报道排队的老人有1万多人，而每年腾退的床位只有数十张。
2012年，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为286.8万人，并以每年15万人的规模增长。按照北京市提出的“9064”养老服务格局，即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养老，可粗略计算，截至2013年，北京养老床位需求在12万张左右。截至2013年，北京共有养老床位9.5万张。
在描述入住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这些公办养老机构的老人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使用了“高端”一词。
这家由北京市政府投资兴建的老年福利事业单位，是卫生局批准的北京第一家集医疗、康复、颐养等为一体的老年病医院。该院凭借硬件设施和诸多政府赋予的荣誉，对选择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有很大吸引力。但该院早前接收的老年人主要是国家优抚、需要照料的离退休老人、归国华侨以及老年病患者。
“这是公立养老院角色错位。”乔晓春称，在养老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公立养老院应该作为“托底”而存在，解决经济、生活困难老人的养老问题。他的同事穆光宗教授则认为，当社会上大部分老人尚未能颐养天年之际，民众期待政府更多的“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寸草春晖老年心理服务中心主任杨萍接触过这样一个老人。她终生未嫁，独居北京，年过七旬的一天，突然想要入住养老院，因为她担心在家中悄然逝去而无人知晓。老人在北京居住了60多年，但因为没有人能给予她入住养老院的担保，而且床位难求，老人最终选择离开北京，入住了一家天津的养老院。
2013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其中强调公办养老机构要充分发挥托底作用，重点为“三无”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的供养、护理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积极稳妥地把专门面向社会提供经营性服务的公办养老机构转制为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两个月后，北京市印发相关意见，提出政府举办养老机构要发挥托底保障作用，并进行社会化运营的转变。据媒体报道，市、区两级公办养老院，改革核心是服务对象，将主要接收政府负责的托底对象，乡镇养老院将通过招标交由社会力量运营。公办养老机构向民营转制的具体政策有望今年上半年出台。
民办养老院院长辛文认为，这对民办养老院发展或许会有些好处，至少“大家都会平等吧”。他认为，政府对民营养老机构的扶持太少，“与公办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在欧洲，政府与市场在养老上结合得更好。政府制定标准，确定哪类老人该由政府承担养老责任;社会化养老机构负责接收，给予服务;服务达到政府标准，政府将支付费用。除了这部分人之外，养老机构还面向市场定价，进行正常的市场运营。
乔晓春认为，欧洲的经验可以借鉴，中国的机构养老也正向社会提供服务转型，但国内目前针对享受政府托底养老的老年人和针对养老机构的服务均没有标准化，社会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也有限。
“老年人最需要的不是这些”
在购买养老社会化服务上，北京市朝阳区正进行一项尝试。政府向寸草春晖老年心理服务中心支付了20万元，后者将在春节后为4-6个街道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专业服务。
相比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普遍被认为是更好的养老方式。根据2008年全国老龄办《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居家养老指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服务。2009年，北京市提出“9064”的养老格局，其中“90”指，到2020年九成老人依托居家养老。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罗亚萍一项针对西安市居民养老的研究显示，80%以上的受访者期待在家庭环境中养老。罗亚萍认为，这些人年届高龄之时，社区居家养老将成为他们的养老方式，而独生子女现象将使得居家养老在未来更为普遍。
相比传统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更强调社会力量的介入。但在目前，居家养老服务中社会化服务的提供并不足够。
罗亚萍称，西安市建立了250多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经过一年的观察，有些已经处于半停滞状态。这些养老服务点生存状况与社会力量的调动息息相关，罗亚萍说，社会服务提供得好的，养老服务点便能够生存下来。而这个“好”的概念，目前也多是提供基本的餐桌服务，为老年人料理一日三餐。
现阶段，许多居家养老服务的责任均是由社区居委会承担，有一些社区只能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供他们下棋、打牌、聊天。“老年人最需要的不是这些”，乔晓春称，他们需要有人在日常购物、健康检查等方面提供帮助。社区居委会只能在短期内提供简单的服务，系统的服务做不到。他认为，居家养老需要更为持久和专业的服务，只有社会化服务能够完成。
居家养老尝试社会化服务
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寸草春晖”和朝阳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联合，不失为一次积极的尝试。在“寸草春晖”主任杨萍看来，一边是老年人，另一边是他们的需求，身体上的衰弱，使他们难以获取真正所需。
北京试点向符合标准的老年人发放服务券式的补贴，用于在特定单位购买服务。这被算做所购买社会服务的一种，但并没办法完全对接老人的需求。80多岁的王姓老人，曾经为了使用补贴，不得不到离家更远的超市、理发店进行消费。而这些单位与政府结算时，还要经过各种程序，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
杨萍想做的就是把市场服务整合起来，避免出现供需无法衔接的情况。她们要将服务送到老人身边，比如“寸草春晖”计划与银行合作，为老人们开设账户，以缴纳各种费用。
除了日常生活之外，她们还计划整合日间照料、健康服务、心理关怀资源，为老人身心健康提供服务。杨萍举了一些细节，比如只需要老人动一下就可为其更换床单，这样既可以免去折腾老人，又可以让老人保有自尊;一些有文化的老人喜欢被称为先生，而另一些喜欢被称为教授。
“我接触了老年人工作10多年后，才真正知道该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杨萍为这些服务设计了会员制，希望能帮助老年人动起来，以摆脱衰老带来的负面情绪。
这样的尝试并不容易，与街道、社区重新建立打交道的方式便是其一。“他们会认为，我们收了钱是为他们做事的”，杨萍们则强调独立的地位，即便是还未正式开始试点，前期的工作中已不可避免出现小的摩擦。
对于这次提供社会化服务的尝试，杨萍信心满满。但大环境上也确实存在着不足。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社工教研所胡宏伟认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涉及政府、老人、社会组织、评估组织、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等诸多主体，各主体权责明晰才能保证社会化服务持续进行。
乔晓春表示乐观，既可以解决贫困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问题，又可以推动社会化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尝试本身就是好的”。
南都记者 张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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