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腾讯财经
财经观察：延迟退休须先解开养老十轨制死结
2、科技日报
老龄化社会：养老金怎么改?
3、红网
不能回避养老改革方案的争议性条款
1、【腾讯财经】财经观察：延迟退休须先解开养老十轨制死结
目前，中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养老金和企业人员退休养老金采用不同制度，其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仍然沿用公共财政大包大揽的制度，而且养老保险替代率大大高于同期的企业职工。由于两者待遇的巨大差别，被称为养老“双轨制”。
仔细观察将会发现，中国养老保险不只双轨，大概有十轨：省部级以上公务员、地市级公务员、县处级公务员、普通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工人、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军人和农民工等。即不同身份人员，有来源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并且养老的待遇差距较大。
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财政承担，养老金平均替代率高达80%以上;而企业职工不但需要缴纳养老金，且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不足50%，这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不仅有损公平与效率，也无法适应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人口流动、身份变换的现实需要。
目前养老十轨制，使得体制内人员能够依靠体制长期盘剥体制外人员，企业职工、城市居民、农民工、农村居民不仅需要缴费为自己的养老买单，也需要负担体制内人员的相当一部分养老金，长此以往，不仅制度本身公平性备受考验，民众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负担的加重分化成体制内外压迫与受压迫两大阶层，所以废除养老十轨制既能决目前的巨额亏空问题，也能缩小体制内外阶层的巨大收入差距，有利于推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让所有国民而不仅仅只是体制内人员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目前，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3.5岁，法定退休年龄男性为60岁，女性为50岁，所以如果实现单一制度养老，保守估算，国人基本上不用延迟退休就能解决目前的养老亏空难题。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曾说，中国公务员已达10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0万人。另据统计，中国事业单位有3000多万正式职工。按目前的政策，大约有4000万人在职期间，不用交纳养老保险金，而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却由财政划拨(纳税人出钱)，而且是交过养老保险金的企业退休职工的数倍。
设想一下，假如取消目前不公平的养老十轨制，将之变成一种全民平等参与的养老制度，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也按个人8%、单位20%的比例缴费，那么保守估计，约4000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按每人每年2.5万元人民币保守计算，每年将缴费2800多亿元。
根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的计算，他认为假如2020年以前中国实行了弹性退休制度，每年可以增加300多亿元的养老金收入。由此可见，靠延迟退休来解决巨额空账难题属于杯水车薪。而废除养老十轨制实现养老并轨所节省的资金相当于退休年龄延迟近10年。
得益于中国经济近十年来的快速增长，中国财政收入增幅较大，目前政府财力雄厚，完全有能力承担中国人的养老。
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18903亿元，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为117210亿元。2002-2012年十年之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6.2倍。目前，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财力来进行社会保障建设。
中国10年来财政收入的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GDP增速，更远高于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财政收10年来的高速增长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中国民众勤劳工作的结果，有足够的理由让全民分享这一丰硕成果。
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左右。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这一比例超过30%，德国、瑞典等欧洲高福利国家，这一比例则超过了40%。
中国政府虽然近年来对养老等社保投入给予倾斜，但相对于财政收入增幅、老龄化速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减轻民众过重的养老负担将有利于企业和民众更好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勤劳的中国人理应享受老有所依。
假如中国达到巴西目前的水平，中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将大幅提升，这样一来，加上民众缴纳的社保基金，中国将全面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类似每人每月仅3毛钱养老金，古稀老人被迫外出打工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
中国养老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实行非常不公平的十轨制，因此加快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制度并轨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应当优先于延迟退休。
(张贾龙/文)
2、科技日报：老龄化社会：养老金怎么改?
作为关乎每个人生活的重要制度，养老金改革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正在抓紧研究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并将在适当的时候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据了解，来自社科院、人大、清华、武大等院校的多个专家团队参与制定了多套改革备选方案，并要求在7月底提交有关部门讨论。
是的，养老体制改革在一片争议声中步步逼近。从延迟退休到取消双轨制，从养老金入市到改变养老金缴费比例，人们的关注都始终围绕那几个问题：养老金如何保障退休后的老年生活?养老金怎样改才公平?老龄化社会何解?
8月12日，清华大学提出的养老体制改革方案率先在人民网上公开。清华大学方案认为，根据精算原理，在平均寿命75岁的条件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应为60岁，而2030年前后中国人均寿命或达到80岁，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相应提高到65岁。这就是专家说的“延迟领取养老金”。
方案提出，从2015年开始，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推迟1年领取养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迟2年，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女性65岁领取养老金。第二，从2020年开始，1960年出生的男性职工和居民推迟6个月领取养老金，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男性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
自这个“清华版”养老金改革方案公之于众以来，该方案的主要设计者、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一方面忙于向公众澄清方案中所提出的“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和“推迟退休年龄”并不是一个概念，另一方面也在认真收集各方对方案的反馈意见。
22日，杨燕绥和她的团队完成了对方案新一稿的修改，在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方面增加了对困难群体的托底政策，提出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可以在65岁之前提前领取部分养老金。
“退休了，不让拿钱”，这是什么意思?人们的生活靠什么解决?尽管做了各种修订，但方案一出，还是引起了社会热议。杨燕绥称，她们根据多方反馈的意见做出了修改，提出在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的过程中，国家应当有社会政策托底。
她的团队建议，在目前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的“统账结合”制度基础上，将养老金变为“国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的二元结构。前者保基本，不同人之间差距小;后者则拉开差距。杨燕绥团队认为，未来实现“国民基础养老金”下的老有所养，从财务上说不成问题。但在老龄化社会中，除了向年轻人要钱(即国民基础养老金)养老，还应该鼓励老年人出来工作。
以美国制度举例，美国在1981年推出的401(K)计划，这是一个具有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保障职工家庭生活和拉动老龄人口消费的多功能的“补丁政策”。401(K)指的是国内税法第401条K款，规定雇主和雇员在税前列支建立个人储蓄账户，在59.5—70.5岁之间以年金的方式用尽这个账户的资金，否则政府将征收很高的税，超过50%的公司职员参加了这个计划。
杨燕绥称，下一步中国养老金改革也需要制定类似的政策，有两个困难群体需要有托底的社会政策。一个群体是50岁女性企业职工，在未来17年里推迟15年领取养老金确实有困难，应当根据国务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政策，对50—60岁就业困难的女职工进行职业培训，引导她们居家就近参与养老服务业，保障她们获得相当当地1.5—2.0个人生活费的最低工资，养老服务业也能承受得起。再有困难的人，可以通过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提前领取部分养老金的方式解决。另一个群体是艰苦岗位职工，应当根据岗位艰苦程度分别界定提前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严禁造假。
公开表示这个方案“欠妥”的专家并不少：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撰文称：对于大多数退休后养老金将是维持生活唯一经济来源的劳动者，“领取养老金”和“退休”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再者，在中国，这样的劳动者又有多少呢?恐怕又要提到这个数字，估计要占70%。唐钧表示，大龄劳动力会因为就业、收入的不稳定同时还要缴纳养老保险费而心生怨恨，青年劳动力则会因为就业机会缺乏同时体面的工作更难觅而满腹愤懑。显而易见，其后果会超出经济社会的范畴，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养老改革是个关乎民生、又十分复杂的事儿。按照专家的话说，十分重要的是，既要考虑经济理性，也要考虑人文关怀。这就是说，保险精算是养老保险方案的基础，但不是唯一的依据。决策还必须考虑“国情”，亦即在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这个方案是否行得通。
■ 专家观点
老年人消费拉动，青年人提高劳产率
杨燕绥(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约在2025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6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约5个劳动年龄人口赡养1个老人;在2035年开始进入超级老龄社会，6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约2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老人。
国家应当在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之前做好准备，包括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老龄产业和养老服务体系、老龄社会文化。由于多种历史原因，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是最快的，留给中国人的时间表是很有限的，逐渐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必然趋势。
一些人担心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必然导致推迟退休，进而影响就业,短期内确实有影响。但是，就业岗位取决于需求总量和产业结构。促进大学生就业在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方便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老职工一般不会占那些IT、金融、医疗、物流业的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
促进中老年特别是女性群体就业在于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岗和管理岗不到30%，70%以上的人工需要是对70岁以上老人提供贴身护理服务。在老龄社会，50—60岁的人去照顾70—80岁的人，被称为“时间银行”，这是老龄社会文化的特点之一。
咱们后面要靠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拉动经济，所以，需要有人去买单，所以需要个人账户，你不能都政府发钱，自己都没钱，大家吃饭都等着政府发，所以我们项目上来比较了一下，现在美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三分之一是靠年轻人缴费、政府转移支付，三分之一是老年人自己就业，三分之一还多是靠的老年人的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老年人还有贡献。这才能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贡献和红利，这是良性的，也是必须的。我觉得老年社会一句话，就是老年人消费拉动，青年人提高劳产率，科技推动，老龄社会仍然是和谐的。社会必然要老，你不能回避，不能回避就得和改革要红利，所以停止在这里，光说困难困难，同情同情，不找出路，这不行。
政府要做的应该是，一边逐渐提高养老金的领取年龄，一边分类促进就业，如同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在前进中才能挺立。
把养老保险看成社会分配的一部分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简言之，最基本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无论男女，70%都不可能工作到65岁。一般而言，女的到40岁，男的到50岁，就会进入就业困难期。二是今后对于中国，压力最大的是就业问题，如果大龄劳动力不退出劳动力市场，青年人就业就会受到影响。
当然，如果能够保证每个在岗的职工都可以踏踏实实地干到65岁，年老体弱者工作单位都会给予适当的照顾，万一失业也会有失业保险托底;同时，青年人就业不会因此而受影响，劳动力市场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容纳他们，或者社会上能够有足够的创业机会——延迟退休年龄我们何乐而不为?
要是满足不了上述前提条件，给一个忠告：免谈延迟退休年龄。因为大龄劳动力会因为就业、收入的不稳定同时还要缴纳养老保险费而心生怨恨，青年劳动力则会因为就业机会缺乏同时体面的工作更难觅而满腹愤懑。
平心而论，“清华方案”中提出“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其价值理念仍然表现出经济理性过甚，人文关怀欠缺。
在方案的操作性层面上，他们以“保险精算”画地为牢，把“多收、少发”作为出发点，把2—3个人养1个老人看成是一种绝对的危机。其实，在不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随着老龄化的进程，这种状况迟早要出现。
如果突破只考虑“收多少、发多少”的“保险精算模式”的束缚，把养老保险看成是社会分配的一部分，我们的思路就会开阔得多。其实，决定社会养老机制的关键有二：其一是这个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有多大规模，其二是这些物质财富将会怎样分配。企业交费和个人交费可以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筹资手段，但除此之外，还有财政补贴、国资提成、资产建设等很多手段可用。
对于顶层设计，我的看法是，一定要用两个制度，即一个是基本养老金，一个是补充养老金;基本养老金讲公平，所有的中国公民都拿同样水平的养老金;补充养老金讲效率，跟工资、跟贡献、跟效率挂钩。我们应该借鉴国际通行的运营模式，把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分开。
按照国际上的流行做法，基础养老金由政府运作。筹资方式是“三方筹资”，即雇主(用人单位)、雇员(劳动者)和国家。从实际的运行状况看，在当今世界上，比较成熟的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大多要靠国家财政补贴来维持平衡。据了解，日本的“国民年金”，国家补贴已经达到全部支出的二分之一。
3、红网：不能回避养老改革方案的争议性条款
人社部正在抓紧研究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来自社科院、人大、清华、武大等院校的多个专家团队参与制定了多套改革备选方案。清华大学方案率先公开，“延迟到65岁领取养老金”的提法，被许多媒体解读为“延迟到65岁退休”，引起一片轩然大波。一项有25311人参加的调查显示，94.5%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8月29日《中国青年报》)
重新编制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就是因为旧有体系无法支撑下去，决定了新的政策方案将不仅涉及到退休年龄，也必然包括缴费数额、缴费年限、领取数额及相关限制等内容，否则将因为无法解决问题而显得毫无意义。人社部及国家更高层面不管最终敲定何种政策方案版本，方案本身都必然无法回避触动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利益的条款，或迟或早会迎来舆论争议。
一种负责任的政策方案编制和决策方式是，较早公开政策背景信息，允许民间根据这些信息提交政策方案，完整披露政策方案各种版本并由编制者通过媒体和网络，向公众解读方案条款、测算依据并解答疑问。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疏导民意，推动民意趋于理性和建设性，避免政策方案正式成形或颁布后招致巨大的社会情绪反弹;而且还将通过决策过程中的互动，让最终实施的方案版本变得更具可操作性，从根本上防止以充满硬伤的新政策去取代硬伤相对较少的旧版本。
清华大学方案提出“延迟到65岁领取养老金”引起强烈争议后，清华大学方案起草者之一、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解释，延迟领养老金非延迟退休，也可提前退休再领养老金。这种解释被评价为要让退休者在退休之后先喝五年西北风，荒诞至极。
更需提出批评的是，清华大学方案起草者回应解释方案的草率态度——如前述，“拯救”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单有延迟领取的条款设计，并不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管用”的政策方案必须包含更多能够发挥实际效力的条款。这些条款引发争议、批评，正体现民众对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关注和参与，回避态度只会激化矛盾、加重误解和抵制。在“延迟领取”、“延迟退休”的字眼上做文章，以忽悠的态度来平息民意批评，涉事专家的这种做法只会起到增大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推进难度的反作用。
要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获得实质性的推进，早日制定出公正、有效的改革政策方案，不仅需要实现政策方案制定和决策环节的透明公开，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并创设机制使之对关键条款进行表决;而且也必须触及养老金双轨制问题。公务员群体不缴纳养老金却事实上享受远高于普通退休居民的退休保障，严重有碍社会公平，且对国家财政形成了沉重负担。
文/郑渝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