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养老并不是现代才有的问题。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
中国古代官员退休后的待遇
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作“致仕”，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汉代只有高级官员有“致仕”，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是有疾。汉代规定，俸禄两千石以上的高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功勋极其卓著的少数官员甚至可以享受原俸，另外，在退休时还有一次性赏赐，如钱、黄金、粮食、房屋、车马等。如汉章帝元和三年，贤官第五伦请辞时，被汉章帝赐“以两千石俸终其身”，并加赐钱五十万，公宅一所。
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七十致仕”，如果不到七十岁，但是体弱多病的也要退职。“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除非皇帝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
宋朝虽然也规定了七十致仕，但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导致朝堂之上，皆老朽昏庸之辈。因为退休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拖着不退休。
明朝起，将退休年龄提前了十年以上，只要年满六十岁，就鼓励退休。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弘治四年(1491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明代的开国功臣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于洪武四年，未满60岁时就告老还乡。中央官员退休后享受半俸，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家里实在太穷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司月给米二石，终其身”。
清朝官员退休年龄也为六十岁，如果没有年满六十岁而因病提前退休是没有俸禄的，而满六十岁又有世职的可以拿半俸，但对那些有特殊功绩的官员，如打仗负伤者，则全数发给。
对于中国古代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养老制度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一家之内，晚辈负有不可推脱的养老义务，而国家也有相应的政策法规，主要是减免老人及其子孙的赋税(向国家缴纳一定的钱物)和徭役(为国家提供一定期限的无偿劳动)。国家甚至还通过授官赐爵、赏赐财物以确保老人安享晚年。
周代：规定“九十者其家不从政”
周代开始出现初具规模的养老制度，这一制度规定了50岁以上的为老人。对于如何养老，规定得也很详细。首先是饮食方面，据《礼记王制》记载，周代时要求，对50岁以上的老人，要给他们吃细粮;对60岁以上的老人，要给他们吃肉，那时肉是很珍贵的;对70岁以上的老人，要在他们的饭食中增加副食;对80岁以上的老人，要让他们吃些珍馐美味。对90岁以上老人，考虑到此时老人行动多有不便，因此要在老人的床前伺候饮食。当然，这样的规定主要针对王公贵族，对普通百姓来说，保证吃饱就很不容易了。
为让子孙更好地赡养老人，周代实行有老人的家庭可减免徭役的政策。如果家中有8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中可以有一人不服徭役;如果有90岁老人，则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此即“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一说。
春秋战国：虽战乱频繁，尊老传统不变
《左传襄公三十年》里说，春秋时，晋国有一位73岁的老人被征去筑长城，当时的大夫越孟得知这位老人是自己一位属下的长辈之后，一方面诚恳地道歉，另一方面将老人接回来，分给他田地，并且撤销了违反养老政策的官员的职务。
战国时，齐国规定，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一子的徭役和赋税;对8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二子(两个儿子)的赋税徭役;对9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全家的赋税徭役。
汉代：出现中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
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养老问题更加重视，提上了一个更高层次。推行了一套特殊的优惠政策，也推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特别是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
孤寡老人到市场上做买卖，规定免缴纳租税。酒是国家专卖品，为了照顾孤寡老人，政府允许孤寡老人开设酒店卖酒。为确保养老制度的落实，汉律还规定：不赡养老人者，要被处弃市之刑，即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没有成功，也要被判处弃市之刑，殴伤长辈者同样要受弃市之刑。
汉朝最让老人有尊严、觉得幸福的地方，应该是发放“老年证”。当然，这种老年证不是今天这样的小本子，而是一种叫“鸠杖”的实用物。
鸠杖，又叫“王杖”，顾名思义是帝王赐予老人使用的拐棍，它是一种特殊权利的象征。从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给老人“赐杖”的制度在汉朝被正式确立，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曾做鸠杖赠送高龄老人，开了汉朝赐杖的先河。汉宣帝刘询则使之成为一种制度，规定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皆由朝廷授予王杖。但从张家山汉简中的相关律令来看，汉代较早时曾是“七十赐杖”。
为了保证鸠杖的权威性，汉朝出台了相应的法规。1959年至1981年，从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先后出土了8根王杖(鸠杖)，还随之出土了《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令册》木简。
《王杖诏令册》全文近600字，规定了70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其中有一项规定：70岁以上老人即使触犯刑律，只要不是首犯就可以免予起诉，继承了先秦时期老人“虽有罪，不加刑焉”的制度。
唐代：父母在，不远游，不能存私房钱
唐律规定：父母在世时，子孙不能出远门，不能分家，不能存私房钱，否则要被治罪。这样规定，是为让子孙尽心尽力照顾好老人，此项规定较好解决了“空巢”现象。
唐代继承了汉代给老人“赐杖”、“免税”等诸多做法。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唐太宗在“即位赦”中曾特别提出，“八十以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段;百岁以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仍加版授，以旌尚齿。”所谓“尚齿”，就是尊老的意思。
此外，唐令还规定了“补给侍丁”制度。其内容是，对8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为他安排一个照料的人，90岁以上的安排两个人，百岁以上的安排5个人。政府安排的这些侍丁不用服徭役，好让他们专心奉养老人。
唐代甚至还有“精神养老”一说。当时，流行一个名词叫“色养”。所谓“色养”，就是奉养父母时要和颜悦色，不能让老人不开心。唐初名相房玄龄可谓这方面的典型，他不但对生身父母恪守孝道，对继母，他也“以色养，恭谨过人”。
不色养公婆，甚至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唐睿宗时的鸿胪卿李向秀对母亲极为孝顺，可他的妻子却经常辱骂婆婆，李向秀以不能色养婆婆为名，毫不犹豫地将其妻子休掉。事实上，骂长辈也是唐律中的重罪，要处绞刑。
清代：子贫致父上吊自杀，儿以过失杀人处罚
宋、明、清三代都规定免除老人子孙的赋税。宋仁宗嘉祐四年的诏令规定，对8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一子的赋税。明清的法律则规定，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其一子可以免赋税。《大清律》还规定，子贫困而无法赡养其父，导致父亲上吊自杀的，要按照过失杀父的刑罚，判处儿子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为保证老人有子孙养老送终，北魏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并沿用至清代。存留养亲是指犯人的直系亲属年老，但家中没有其他人可以赡养老人时，对于非犯十恶重罪(封建时代最为严重的十种犯罪，包括谋反、不孝等)的犯人，允许他们通过一定的程序得到从宽处罚，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以缓期执行，让他们留下来照料老人，等老人去世后再继续服刑。
中国古代的养老以家庭为主力军，但国家绝不是仅仅制定了一些政策法规就袖手旁观了，国家养老也是古代养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各个朝代国家养老的方式各有千秋。
建养老院
建“养老院”，起源于南北朝时期，高寿皇帝梁武帝萧衍曾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创办了“孤独园”，用于收留、赡养孤苦老人。到唐朝，这样的养老机构已被推广，在武则天时代，唐朝还开设了主收贫、病、孤、疾者的“悲田养病院”。唐肃宗在长安和洛阳分别建了“普救病坊”，用于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但真正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是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来又开设了“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等，将孤寡不能养活自己的老人登记备案，由国家赡养他们。虽然名字不同，但都是慈善性质的养老院。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同时，民间养老院也普遍兴起。如洪迈《夷坚甲志》“刘厢使妻”条，在与南宋对峙的金国兴中府，有位叫刘厢使的汉族人，遣散家中奴婢，拿出全部财产兴建“孤老院”。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定期轮派官员进行督查，看贫者和老者有无饭吃，有无制度上的弊端。嘉靖十一年，在北京地区，仅政府免费提供给老无所养等各类穷人的衣服，就花费275两银子。国家花钱，直接给老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极为良好的养老风气。
清代延续明代制度，继续开办“养济院”和“施棺局”。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之际，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如光绪年间的某一年，仅广东一省的养济院，就花费白银近1.7万两。
赏赐财物
这种形式的国家养老，在中国古代最为普遍，基本上各个朝代都有。汉文帝时规定，对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赐米1石(音同“但”，一百二十斤为一石)、酒5斗、肉20斤;对9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加赐帛两匹。从魏晋到隋唐，赐物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是在举办庆典或发生灾害的时候赐钱、米给老人。宋朝的仁宗曾下令赐给战死者的父母每月每人三斗米。明朝的朱元璋下诏：老者，只要品行善佳，都要记录在政府档案中，以备国家财政补贴和资助。其中，80岁以上的贫穷老人，当地政府每月要赠送大米近100斤、猪肉5斤、酒60斤(低度酒);90岁以上的，每年加赐帛一匹、丝绵一斤。清朝也不时地赏赐财物给老人。
授官赐爵
授予老人官位开始于北魏。北魏孝文帝曾下诏，授予70岁以上的老人各种官位。唐高宗曾授官给80岁以上的妇女;唐德宗曾授官给90岁以上的老人。宋代的仁宗授12个百岁老人为州助教(宋代的一种官职)，后来的神宗又任命9个百岁老人为州助教。
与授官相比，赐爵的做法出现得更早，在汉代就有了。汉代赐给老人的爵位从一级到三级都有。汉代之后，赐爵的做法不再普遍，只是偶尔出现，如北魏孝文帝赐爵给老人，宋太宗赐爵一级给70岁以上老人。明太祖朱元璋也举办过全国性的赐爵于老人的活动，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和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对80岁和90岁以上的老人，分别授予两级爵位，使他们可以与当地的县长平起平坐，使老人除了能在物质上获得保障外，还能在精神上获得特殊关爱。到了明代中期，对老人的尊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百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要给他定制高级、华美的正装，给予极大的国家奖励和荣誉，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尊老、爱老、养老的风尚和氛围。
古代政府对养老的关注与投入，有一种近乎于天然的职责与自觉。而这种职责与自觉，无疑是与中国的孝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支撑点，而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尊老养老。在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养老越来越多地依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但纵观古今，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子女的赡养和孝敬，孝道文化和敬老的精神内核都始终没有变。
宋代养老制度的启示
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一直都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体。宋代当然也是如此。为支持家庭养老，宋政府施行了两项制度：“侍丁”制度与“权留养亲”制度。所谓“侍丁”，是指对于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家庭，政府可减免其税收与徭役，如北宋天禧元年(1017)，真宗诏：“父老年八十者赐茶帛，除其课役。”天圣二年(1024)，仁宗诏：“(西京)城内民八十以上，免其家徭役，赐茶人三斤，帛一匹。”明道二年(1033)，仁宗诏：“其父母年八十者，与免一丁，著为式。”这些宋朝法令表明，宋代平民如果家有八十岁以上的父母，可免除家庭成员的“身丁钱”，并免除其中一位男丁的服役义务，以便老人身边有子孙服侍、奉养。
所谓“权留养亲”，是中华法系中一项比较特别的缓刑制度：犯罪之人(一些重罪除外)，如果父母年迈、无人照料，政府可不立即执行判决，允许犯罪人回家赡养父母，候赡养结束后再执行判决。根据《宋刑统》的规定，除了谋反、内乱等死罪之外，罪人若家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岁以上，且“户内无周亲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可以“申刑部具状上请听敕处分，若敕许充侍”。
我不打算评价“侍丁”与“权留养亲”是不是破坏了税收与司法制度的公平性。不过我们得承认，“侍丁”与“权留养亲”制度显然是对家庭养老模式的有利支持。进而言之，这一制度的反馈与效用，跟养老模式的逻辑是相适应的。这一点，我觉得值得今天的决策者借鉴，你总不能一面叫人只生育一个小孩，一面又倡导家庭养老模式吧?因为一胎化的制度反馈无疑是跟家庭养老模式相冲突的，你让一对小夫妻赡养四位老人，怎么个赡养法?国家如果真心提倡家庭养老，就应当给予赞助，比如对有赡养老人负担的纳税人减免个人所得税，庶几有点“侍丁”制度的遗意。
家庭养老模式当然也有着内在的缺陷——那就是，家庭贫寒的老人及孤寡老人由谁来养，将成一大问题。不过，传统社会对此也并非毫无办法。宋朝时，在主流的家庭养老之外，还存在一个辅助性的宗族养老系统。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提到一个叫阿王的老人，“生而孤老，所当供养者其子孙也;死而葬埋，所当经理者其子孙也。子孙零落，独有一胡师琇尚存，逎飘弃出家不顾。祖母生则族人养之，死则族人葬之。”这位老人家，唯一的子孙弃她而去，其族人只好负起了给她养老送终的责任。这也是传统的宗族共同体的功能之一。
宗族救济古已有之，到了宋朝，宗族福利开始制度化，那就是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义庄就如一个公益基金，定期向族人或族中贫困、孤寒人口发放钱米。苏州的范氏宗族，每一位五岁以上的族人都可以从范氏义庄领米，每口每日一升。族中若有老人去世，也可以从义庄申领到15贯至25贯的丧葬费。范氏义庄创立后，宋朝士绅纷纷效仿，成立义庄赡养族人，如浙江处州人何执中，“进士高第，……虽居富贵，未尝忘贫贱时，斥缗钱万置义庄，以赡宗族”;山东楚丘人李师中，“买田数千亩，刊名为表，给宗族贫乏者，至今号义庄”;江西铅山人祝可久，设义庄，“族之贫者计口给粟，衣其寒，药其疾，殓其死”。在这样的宗族救济机制中，族内的贫寒与孤寡老人得以“生有所养，死有所葬”，不致沦落到老无所依的凄凉境地。
到明清时，一些宗族已在族规中明确规定了赡养老人的职责：比如道光年间，苏州潘氏的《松鳞庄赡族规条》：“凡贫老无依者，无论男女，自五十一岁为始，每月给米一斗五升，六十以上给二斗，七十以上给二斗四升，八十以上给二斗八升，九十以上给三斗。”光绪年间，苏州陆氏宗族的《赡族规条》：“凡贫老无依不能自养者，无论男女，五十一岁为始，每月给米一斗二升，六十以上每月给米一斗五升，七十以上每月给米二斗，八十以上每月给米二斗四升，九十以上每月给米二斗八升，百岁建坊，贺仪七十串制钱一百两，以申敬老之意。”
不过，宗族共同体的救济毕竟是基于血缘，族外人无法获得义庄的福利。那么宋代有没有超越血缘关系的养老机制呢?有的。《夷坚志》中有一则“刘厢使妻”的故事，透露了一个信息：至迟在南宋时期已出现了民间慈善人士创办的公益性孤老院：“金国兴中，府有刘厢使者，汉儿也。与妻年俱四十余，男女二人，奴婢数辈。一日尽散其奴婢从良，竭家赀建孤老院。缘事未就。”尽管这个孤老院因故未能建立起来，但当时的社会应当有类似的孤老院存在，否则刘厢使不可能平白无故想到筹办孤老院。
在徽州新安，还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养老保险基金的民间结社。南宋《新安志》载，新安“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为社，民甚乐之。”新安这地方有一种很奇怪的风俗：当地居民不愿意多生育儿子，只想将钱积起来，觉得儿子多了会分掉他们的财产。有一个苏姓知县顺应新安“民嗜储积”的习惯，鼓励人们成立一个养老基金会，平日将余钱存入基金会，年老时再取出。大家都觉得这法子好，解决了养老的后顾之忧。可惜这个基金会后来管理不善，“中社辄以酒肉馈长吏”，钱被挪用来招待官员，丧失了养老储蓄与保险的意义。
不过，民办孤老院与新安结社的例子足以表明，南宋时期已经有了社会化养老机构。只是可能并不普遍。其具体运作方式，由于史料的匮乏，也很难一探究竟。
而在家庭养老、宗族养老与社会化养老覆盖不到的地方，还有福利性质的国家养老。根据北宋末的一项立法：“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老者并年满五十岁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凡50岁以上的鳏寡孤独老人，可以进入国家在京师及诸路开设的福利院养老。国家给他们的养济标准一般为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钱;对8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政府还有额外补助，另给大米及柴钱;90岁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后来因为要收养的老人太多，又将进入福利院的年龄线提高到60岁以上。
宋政府设立的福利院，包括京城的福田院、遍设于各州县的居养院、养济院，都是综合性的福利院，收养的对象包括“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非鳏寡孤独而癃老废疾、委实贫乏不能自存者”。贫困或孤寡老人当然也在政府的救济范围之内。南宋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又修建了“安老坊”、“安怀坊”、“安济院”，是专门收养孤寡与贫困老人的福利机构。如创设于淳熙八年(1181)的严州淳安县安老坊，有屋二十四楹，“瓴植坚致，窗户明洁，垣墙庖湢，床几器用，咸备罔缺”。设立于嘉泰四年(1204)的江阴军安济院，“食老而无归者若干人，月给常平、军资库钱米，冬夏各有支犒”。
这些福利性质的养老机构是宋王朝是一大德政，宋人自己评价说：“(以前)老而孤独贫困，必沦沟壑。今所在立孤老院，养之终身。国家之于老也如此!”跟其他王朝相比，宋王朝对象征性的尊老活动(比如办什么“千叟宴”之类)并不是特别热衷，而更加注重对“老而孤独贫困”人口的实质性与制度性救济。
可以说，宋王朝的养老系统是多层次的(并不是只有家庭养老一种模式)，第一个层次是主流的家庭养老;第二个层次是辅助性的宗族养老;第三个层次是民间的慈善养老与互助养老;第四个层次是国家的福利养老。今日中国面对的养老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严峻，更加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同时涵盖自助养老、社区养老、商业养老院、民间公益养老院、国家福利养老院在内的立体型养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