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节选)
——基于全国性的城市老年人口调查数据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第一，在上门看病、陪同看病、上门护理和康复治疗等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相关的需求方面，生活自理能力越差的老年人，有这方面养老服务需求的概率也越高，说明身体状况是形成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需求的硬性约束条件。年龄的估计结果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结论。70岁以下的老年人对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的需求没有显著差异，而75岁以上老年人对该类养老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加，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衰退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加。除了法律援助以外，年龄增长对聊天解闷、服务热线和日常购物需求的影响机制也与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需求一致。
然而，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直接度量指标——自理能力对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以外的需求的影响则有所不同。由于活动能力受限，重度依赖直接限制了该类老年人对其他养老服务的需求。对于服务热线和日常购物需求，除了重度依赖以外，老年人依赖程度越高，对这两项需求越强烈。而聊天解闷需求方面，相对其他自理水平而言，只有轻度依赖的老年人对这项服务有更高的需求。不同于其他日常养老服务，法律援助服务仅在与法律相关的某些特殊事件上发生，因而身体机能对这项服务的需求没有直接的影响。
第二，与预期一致，崇尚节俭和为子女着想等传统文化因素对8项养老服务需求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为当前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举步维艰的现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证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前景是悲观的。根据郑红娥(2006)的研究，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消费观念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年轻人的节俭观念并没有那么根深蒂固。如果传统文化因素在老年人中根深蒂固，无法在短期内发生变化，那么随着新一代年轻人进入老年时期，节俭等传统文化因素对养老服务产业的抑制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削弱。
第三，收入等经济因素对不同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存在差异。从估计结果来看，收入仅对其中的某些养老服务需求有显著的影响，这些养老服务包括上门看病、上门护理和聊天解闷3项，对于其他5项养老服务需求，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房产数量仅对聊天解闷和日常购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是否有养老存款则对8项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也说明，“未富先老”限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是一个过于笼统的论断，在某些细分产业内，“未富先老”的负面作用并不那么明显。贾云竹(2002a)及田北海和王彩云(2014)的研究也侧面论证了本文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表明收入对总体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
第四，社会地位本身附带着相关的福利，从而社会地位较高的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市场需求也相对较低。除了上门看病、聊天解闷和法律援助需求以外，有干部身份的老年人对其他养老服务需求的比例均显著低于非干部身份的老年人。而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是否是党员对养老服务需求没有显著的影响。
对于退休前就业单位性质的影响而言，相对于在企业工作的老年人，退休前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更高，这与贾云竹(2002a)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即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老年人眼界更开阔，对从市场上获得养老服务供给的接受程度更高。
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仅对上门看病和康复治疗服务需求有显著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对上门看病的需求反而较低，可能的原因是这部分老年人可能通过更多的渠道获得在医院就医的机会，从而减少上门看病的需求。而受教育水平对康复治疗需求的影响则与之相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对康复护理知识的了解也更多，从而对这方面的需求也相对较高。
第五，子女数量仅对聊天解闷、法律服务和日常购物等服务有显著影响，且儿子和女儿在其中的作用存在差异。女儿充当为老年人聊天解闷的角色，而儿子则更多地承担日常照料的工作。此外，儿子数量较多也可能带来财产分配不均、照料服务提供的推诿等问题，增加老年人与子女的矛盾，从而提高老年人的法律服务需求。
第六，不同的居住方式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存在差异。除了上门看病以外，与独居相比，和配偶同住的居住安排对其他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尽管从理论上看，配偶是精神慰藉服务的一个重要提供者，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对聊天解闷的需求相对较低，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对上门看病的需求更高，可能是因为同为老年人的配偶叠加了这种需求，这也是与父母同住的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与父母同住的老年人，在上门看病、上门护理、康复治疗、服务热线和法律援助方面的需求都较独居的老年人要高。由于老年人的父母年纪更大，衰老和自理能力弱的程度更高，从而对各项养老服务的市场需求也较大。
有意思的是，尽管从估计系数来看，与独居相比，与小辈同住的老年人在陪同看病、上门护理、康复治疗、聊天解闷和日常购物方面的需求更低，而在上门看病、服务热线和法律援助方面的需求更高，与直觉相一致，但这些估计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这可能预示着，在城市地区，养老方式在逐渐向社会养老转化。
子女的孝顺程度也对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有一定的影响。与认为子女很孝顺的老年人相比，认为子女孝顺程度较低的，如比较孝顺和比较不孝顺的老年人(11)，对上门看病、康复治疗、服务热线和法律援助方面的需求也更高。这表明，子女孝顺程度降低更可能促使老年人寻求社会化养老方式解决养老问题，增加老年人对市场养老服务的需求。
最后，社会活动参与意愿对各项养老服务需求影响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但只在康复治疗、老年人服务热线和法律援助几种服务需求上显著。养老服务需求的性别差异较小，男性老年人仅在上门护理和法律援助两项养老服务上较女性老年人有更高的需求。此外，养老服务需求存在地区差异，因此，在构建居家养老服务市场时，需要因地制宜，考虑该地区的老年人特征及其实际需求，这也侧面说明使用地区数据分析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状况和影响因素所得到的结论是有局限性的。
总体而言，不同类型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因而需要针对各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进行分析。
结论和进一步讨论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未来将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这也意味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了解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不仅有利于养老服务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也有利于老年人获得适合其需求的养老服务，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使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0年进行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城市老年人口数据，本文研究了城市老年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
在考察的8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至少有其中一项需求的老年人占比达到45.58%，可见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较高的需求。其中，上门看病的需求最高;其次是法律援助、老年人服务热线、康复治疗和上门护理，而帮助日常购物、陪同看病和聊天解闷的需求则相对较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实际使用这些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比例很低，大多数需求被满足的程度不足7%。由此可见，当前的养老服务供给难以适应老年人的需求，而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了解不足进而难以提供有针对性的养老服务则是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
通过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发现，崇尚节俭和为子女着想等传统文化观念确实抑制了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这为当前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举步维艰的现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证解释。改变老年人的消费观念是提高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有效措施。即便这种长期形成的观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但由于年轻人的节俭观念并没有那么根深蒂固，未来这种传统文化因素对养老服务产业的抑制作用可能进一步削弱，因而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前景仍然是乐观的。
收入等经济因素对不同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存在差异。收入和房产数量仅对其中的某些养老服务需求有显著的影响，而是否有养老存款则对8项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也说明，“未富先老”限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是一个过于笼统的论断，在某些细分产业内，“未富先老”的负面作用并不那么明显。
身体机能是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使用生活能力量表评定的生活自理能力考察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发现健康状况是老年人对上门看病、陪同看病、上门护理和康复治疗等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服务需求的硬约束。而28.13%的老年人不同程度地依赖他人的照护，可见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服务有一定的市场前景，但需要服务提供方根据不同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有针对性地、精细化的服务。
儿子和女儿在为父母提供养老服务方面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女儿充当为老年人聊天解闷的角色，而儿子则更多地承担日常照料的工作。此外，儿子数量较多也可能带来财产分配不均、照料服务提供的推诿等问题，增加老年人与子女的矛盾，从而提高老年人的法律服务需求。
在居住安排上，由于年老的父母叠加了养老服务需求，从而与父母同住的老年人在多项养老服务方面均有较高的需求。然而，与直觉有悖的是，与子女同住并没有显著降低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市场需求。这可能预示着，在城市地区，养老方式在逐渐向社会养老转化，也意味着养老服务产业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此外，年龄、社会地位、性别、所在地区等因素对不同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存在差异，因而在建立养老服务市场时，需要考虑不同服务和不同地区的需求特征，以便提供有针对性的养老服务。
本文旨在分析城市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并未过多涉及供给层面。根据丁志宏和王莉莉(2011)的研究，目前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行模式，覆盖人群单一，服务模式停留在政府买单的阶段，市场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非常滞后。养老服务产业的提出，意味着政府越来越重视市场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上的作用。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有利于养老服务市场的快速形成和发展，促进养老服务供给的改善，同样，供给的改善也可能进一步改变老年人的需求，因而对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值得持续关注。
来源：《人口研究》 作者：王琼
作者简介：王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